若最開始的接警辦案人員也能將實事求是貫穿于辦案始終，李心草溺亡案恐怕也不會攪起這么大的輿論波瀾。

案發1年多后，公眾等來了李心草溺亡案的落槌之聲。9月21日，該案一審公開宣判，被告人羅秉乾因過失致人死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附帶賠償63257元。李心草母親表示，將繼續上訴。

昆明警方同時回應了“案件前期調查取證過程中是否有履職不到位的情況？”等6大問題，對該案事發經過、來龍去脈、辦案依據等，做了詳細還原。而公眾對此案起初辦案紕漏的關切，也得到了官方呼應，16名民警被問責處理。

回過頭看，該案給人的最大感受，就是兩個字：遺憾。遺憾于生命在芳華正好的年齡凋零，也遺憾于這起案件呈現的失衡——輿情洶涌，案情卻很簡單，沒有強制猥褻，也沒有做局侵害。而被告人羅秉乾之所以承擔刑事責任，跟之前懷疑的“強制猥褻”“侮辱”無關，只跟其應對不力有關：

在李心草出現尋常反應后，“只是采取勸說等一般安撫行為，沒有采取相應的有效救助措施”；為避免麻煩及承擔救助費用，“未采納報警、送醫的合理建議”，“采用打耳光的粗暴方式”為李心草醒酒，致使其情緒更加不穩，最終造成危害后果。

這些有其不尋常之處，但難言離奇。剝離網上添油加醋加的“戲”后，該案底色就是一起醉酒溺亡事件，曝光后卻成為輿論焦點，很難不讓人要問一句：為什么？為什么這樣一起普通案件會釀成這么大的輿情？

究其原因，固然有受害人母親借助微博發聲、以網絡力量追問正義的“借力”因素，但更關鍵的，還是有關辦案人員在案件前期處置中的很多問題。

比如，該案發案后“草率定性”。

2019年9月9日凌晨方才發案，有關人員即電話通告受害人親屬，死者原因是“相約投江”“醉酒自殺”。問題是，這時司法鑒定結論還沒作出，兩天后才發現其遺體，自殺還是他殺也未定性，“相約投江”“醉酒自殺”一說從何而來？ 這番定性中的輕佻態度，跟敬畏生命的應有態度之間顯然有“溫差”。

又比如，執法辦案“不夠走心”。

按照李母的說法，現場辦案人員沒有第一時間組織搜救，看了現場就走了；就連尸體都是她在公益組織幫助下找到的；李心草在酒吧被人摁在椅子上的視頻，被辦案方調取后卻說“跳著看的，沒有注意到這一細節”……而案發1個月后，直到網絡曝光，該案遲遲“未見下文”，也跟受害人家屬的急迫心情之間形成了落差。某種程度上，也正是這些紕漏，“澆灌”了洶涌輿情。

值得注意的是，案情得以復盤后，被不少人認為是“反轉”；還有些人因對當事人的定罪量刑與預想有別，仍有微詞。事實上，其所謂的“反轉”只不過是因為原來的信息并不充分；而法律定性與司法處理，也得有一說一、實事求是。

不可否認，有關部門在罪名把握上有“反復”，但這并不能說明后續辦案不認真，而是根據事實還原度與證據完整度的及時調整，這無損依法辦案的底色。而若最開始的接警辦案人員也能這樣，將實事求是貫穿于始終，恐怕也不會攪起這么大的輿論波瀾。

復盤該案，從有關部門提級偵辦，到市級檢察機關同步介入監督，從市公安局督察支隊牽頭成立工作組進行專案倒查，到一人判罪、16人追責，該案最終走在了正確的法治軌道上。

但該案走過的“彎路”、留下的教訓，不能不反思和汲取：對于各式案件，辦案者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堅守法治底線，規范辦案態度，避免讓案件復雜化，讓自身公信力在“事不鬧大不重視”中白白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