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們正經歷的這場特殊的、沒有硝煙的戰“疫”，是“四個偉大”中“偉大斗爭”的一個突出表征，它屬于“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之一種。作為戰“疫”的見證者、參與者、貢獻者，我們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有所反思、有所收獲、有所成長、有所總結：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和眾志成城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我們讀懂了什么是中國的“制度優勢”；從“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理念秉持中，我們讀懂了什么是“初心使命”；在建設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火雷速度”中，我們讀懂了什么是“中國速度”；在社會各界馳援武漢的集體行動中，特別是眾多“逆行者”的身影中，我們讀懂了什么是“中國力量”；從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同心同德中，我們讀懂了什么是“中國精神”。從客體邏輯看，中國的制度優勢在戰“疫”過程中被不斷具象化；從主體邏輯看，中國共產黨人在此次戰“疫”中以制度優勢回答了“初心”命題。

　　從客體邏輯看，中國的制度優勢在此次戰“疫”中得到了具象化呈現

　　無論是國內媒體還是國際媒體，都在努力探尋戰“疫”背后的制度優勢。筆者認為，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中國制度優勢的具象化著重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有了核心就有了“定海神針”。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一直強調的“四個意識”特別是核心意識，強調的“兩個維護”、強調的黨的領導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強調的黨的領導作為中國的最大制度優勢等一系列政治命題等，都在此次戰“疫”中得到了充分彰顯和印證。從總體上看，核心意識和黨的領導在戰“疫”中真正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從防控角度來看，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阻擊戰；從規模來看，這次疫情防控又是一場黨政軍民學全面參與的全民戰爭，包括醫療救治、疫情阻斷、物資保障、交通運輸等各條戰線多線作戰、同時作戰，因而尤其需要黨中央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為此，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一系列講話，作出了重要指示、批示，從國家層面對疫情防控作出整體研判，并且親自指揮，進行了超強部署。正是因為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攬全局、協調各方，才形成了全國一盤棋，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確保了各局部戰場在整體戰略布局下有條不紊，強勢推進工作。從學理來看，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全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故而在面臨重大風險、考驗和挑戰時，中國共產黨能夠發揮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強大領導力和號召力。

　　其二，有了全民動員就盤活了“中國力量”。從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角度看，這次戰“疫”是全面動員、全民參與，中國各個主體的力量均被極大調動而盤活：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各級黨組織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堅守崗位、靠前指揮，守土有責、守土擔責、守土盡責；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和先鋒模范作用，讓黨旗飄揚在戰“疫”一線；醫務人員星夜“逆行”，在抗“疫”工作的一線無私奉獻、點亮生命，一句“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過是一群孩子換了一身衣服”感動了無數民眾；一大批科研工作者爭分奪秒，與病毒戰斗、同生命賽跑，協同開展科研攻關；人民解放軍聞令而動、勇挑重擔、攻堅克難，作家魏巍筆下“最可愛的人”仿佛從當年的烽火歲月走到了當下，走進了人們的心里；廣大群眾響應黨中央號召，自覺“宅”家，積極配合疫情防治工作……全體中華兒女合力作戰、共克時艱，聚合的是磅礴偉力，譜寫的是一曲曲抗“疫”必勝的壯麗凱歌。

　　其三，有了輿論引導就強了信心、聚了民心。如今的媒體環境已經與2003年的“非典”時期有了天壤之別，自媒體、微媒體、全媒體等媒體平臺競相開放，既為疫情信息的發布提供了便捷渠道，但同時也為虛假新聞和網絡謠言的泛濫提供了載體。在這一特殊時期，假新聞和謠言不啻為一種另類病毒，其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擴散，不僅容易在社會中傳播負面情緒，而且容易導致社會輿情的起伏動蕩，為社會發展和疫情防治帶來更多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不僅如此，我們當前面臨的國際局勢也更加復雜。有西方媒體甚至把這次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有意將中國妖魔化、污名化。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時指出，“當前疫情防控形勢嚴峻復雜，一些群眾存在焦慮、恐懼心理，宣傳輿論工作要加大力度，統籌網上網下、國內國際、大事小事，更好強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維護社會大局穩定”；深刻指明要“加強心理干預和疏導，有針對性做好人文關懷”；深刻指明要“加強輿情跟蹤研判，主動發聲、正面引導，強化融合傳播和交流互動，讓正能量始終充盈網絡空間”；深刻指明要“主動回應國際關切，講好中國抗擊疫情故事，展現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同舟共濟的精神風貌”，這為戰“疫”期間的輿情引導和網絡治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學遵循。

　　從主體邏輯看，戰“疫”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準回答了“初心”命題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中國共產黨人用實際行動對“初心”這一深刻命題作出回應，將“為中國人民謀幸福”具象化為“為中國人民謀健康”。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理，人民既是價值主體，又是實踐主體，更是評判主體。這三者既相互區別，又彼此聯系，共同交織于“人民主體地位”這一價值內核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之中。

　　以人民為價值主體，回答了“為了誰”的問題。在戰“疫”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發表了一系列講話、指示、批示，其中強調最多的就是“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這也成為貫穿于習近平總書記指導戰“疫”工作的價值“主軸”，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圍繞著這一“主軸”而展開的。例如，在救援物資配置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重點抓好防治力量的區域統籌，堅決把救治資源和防護資源集中到抗擊疫情第一線，優先滿足一線醫護人員和救治病人需要”；在醫療救助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在人民群眾生活保障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落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積極組織蔬菜等副食品生產，加強物資調配和市場供應，采取措施保證運送生活必需品的車輛順利通行”，等等。對這些人民群眾最關心、有最直接利益關系的問題進行精細部署和精心安排，表明我們黨始終把維護人民利益作為戰“疫”的最高價值追求，展現出“人民利益大于天”的境界、追求和情懷。

　　以人民為實踐主體，回答了“依靠誰”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人歷次應對重大風險和挑戰的歷史經驗啟示我們：最廣泛、最堅實、最深厚的偉大力量蘊藏于人民群眾之中。越是面對疫情這樣的重大危機，我們越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通過動員群眾、發動群眾、團結群眾，群策群力，發揮群眾的智慧和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講話、指示、批示和部署中反復強調，要“廣泛動員群眾、組織群眾、凝聚群眾，全面落實聯防聯控措施，構筑群防群治的嚴密防線”，“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必須牢記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全面貫徹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要求”，要“正視存在的問題，回應群眾的關切，增強及時性、針對性、專業性，引導群眾增強信心、堅定信心，著力穩定公眾情緒”。從學理上看，這些論斷和舉措是對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力量的肯定，回答了抗擊疫情“依靠誰”的問題。

　　以人民為評判主體，回答了“由誰來評價”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此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其評價主體也必然是人民。因此，人民是否滿意、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否得到根本保障，是評判戰“疫”成效的根本標準。2020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黨的領導、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的通知》，其中指出，要“牢記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組織動員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把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作為當前的重大政治任務，把投身防控疫情第一線作為踐行初心使命、體現責任擔當的試金石和磨刀石”。戰“疫”工作不僅要讓黨滿意，更要讓人民滿意，并且讓黨滿意的最終目的是讓人民滿意，要把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密切聯系群眾優勢轉化為疫情防控的強大政治優勢。從“初心”命題出發，人民滿意了，黨就滿意了，這就進一步明確了人民對戰“疫”成果進行最終評判的主體地位。

　　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高度看戰“疫”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之統一

　　疫情本是公共衛生領域的災難性事件，但“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如果我們能站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深刻分析此次疫情防控工作，并從中提煉出積極、正面的意義，就可以將其轉化為“禍兮福所倚”的認知前提。戰“疫”以制度優勢回答“初心”命題，展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規律。

　　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看，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是評價人類歷史發展的兩大標尺，也是人類實踐活動的兩大基本遵循。“合規律性”屬于事實判斷，回答“是什么”的問題，體現的是歷史必然性；“合目的性”屬于價值判斷，回答“應當如何”的問題，體現的是歷史選擇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我們揭示出：人類社會的發展變遷既是客觀規律支配自然歷史的過程，又是歷史活動的主體追求一定目的的能動性實踐活動。這兩個方面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一方面，歷史發展的規律不能自發實現，而是要通過歷史活動主體的實踐追求來實現；另一方面，歷史活動主體的實踐追求又要受社會客觀規律的制約，如果違背客觀規律，目的就不可能實現。

　　由此，從合規律性視角看，在戰“疫”過程中，中國的制度優勢被大大激活，中國的制度活力得到了充分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身蘊含的客觀規律由此得到彰顯；從合目的性視角看，在戰“疫”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有力維護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精準回答了“初心”命題，體現了其作為歷史活動主體的能動性追求。這兩者的集成，即戰“疫”以制度優勢回答“初心”命題，展現出中國共產黨人對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規律的科學認知和能動把握。只有把激發制度優勢、釋放制度活力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相結合，才能奪取戰“疫”的最后勝利，進而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為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研究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責編/王妍卓  文章來源：《人民論壇》2月下3月上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