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無人機拍攝的林州市黃華鎮廟荒村。近年來，廟荒村充分利用一山（太行山）一水（紅旗渠）資源，大力發展鄉村旅游產業。村里成立了旅游公司，通過引導與政策激勵，鼓勵農戶發展農家樂、民宿。新華社發

　　□河南日報鄉村振興課題組

　　集體空，沒人吭；集體有，跟著走。

　　2016年前的獲嘉縣照鏡鎮東彰儀村，是個“賬上沒錢、支部沒人”的軟弱渙散村。從2017年開始，通過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村里收入逐年增加、人居環境煥然一新，今年成了全縣的文明示范村。

　　東彰儀村的變化，反映出一個簡單的邏輯——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群眾才能“腰包鼓”，村“兩委”才能“腰桿硬”，鄉村振興中“產業興旺、生活富裕、治理有效”的要求才能落地生根。

　　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我省不少農村幾乎談不上有“集體經濟”，因為村里的情況就是本“糊涂賬”——有多少錢、多少地、多少“家底”？別說村民不知道，就是村干部也說不清。但這幾年，事情正在起變化。

　　2015年，按照黨中央的統一部署，以“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為目標，我省開始“試水”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今年已進入整省推進階段。截至9月底，30373個村（居）基本完成改革，占全省村（居）總數的47.8%。

　　用好改革法寶，讓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為鄉村振興注入新活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在中原大地勾勒出如畫風景。

　　清產核資：摸清家底理順氣

　　濮陽市華龍區，在2017年成為第二批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縣（區）。但當地的改革，其實“萌芽”更早。

　　“現實倒逼，不改不行。”華龍區委書記劉洪浩回憶。2013年，該區一個村因集體資產處置問題引發群訪，被上級列為典型案例。次年到任的劉洪浩“痛定思痛”，帶隊到濟源“取經”，“摸著石頭”走上改革路。

　　同樣是倒逼，地處大別山革命老區的新縣壓力來自發展。改革前的新縣農民大多是小農戶分散經營，集體資產閑置，好山好水浪費。新縣縣委書記呂旅形容當時的情況是，人“雖干仍貧”，地“越撂越荒”。

　　一方面，不少村莊“無錢辦事”、干部士氣低落；另一方面，集體資產“躺著睡覺”、群眾增收無門。產權歸屬不清、集體組織缺位、經營管理方式落后帶來的問題，困擾的遠不止一個華龍區或者新縣。解決這“一攬子”矛盾，必須靠改革的“手術刀”，而第一場硬仗，正是清產核資。

　　近年來，我省先后有獲嘉縣、濮陽市華龍區、新縣等18個縣（區）承擔國家試點任務，每個省轄市還有1個縣承擔省級試點任務。截至目前，省里確定的試點任務已完成，清產核資工作通過省級驗收。

　　“有被私人侵占的，有簽訂不合理合同的，還有被轉了用途的，查清家底難度很大。”獲嘉縣委書記王永記坦言。該縣有個叫南陽屯的城中村，大量歸屬集體的門面房，2萬元就能租10年。

　　頂著壓力，該縣選擇依法破題、政府撐腰、宣傳造勢、黨委支招，先后清理不合理合同658份，涉及土地6200余畝。“清產核資后，俺村門面房的租金漲到了每平方米每年310元，群眾滿意了，集體‘腰包’也鼓了。”南陽屯村黨支部書記王平說。

　　“不僅摸清了家底，增加了集體收入，更關鍵的是理順了群眾情緒，為借改革促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劉洪浩認為。目前華龍區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發展到3.78億元，59個村中有經營性收入的達到48個。

　　得益于改革，“紅色”新縣的“綠色”活力正在被激發。目前，全縣202個行政村全部建立了合作社，集體資產由1.36億元增長到14.4億元。“開始我們擔心會不會把資產改少了、矛盾改多了，現在看來，反而是把沉悶的人心激活了、沉寂的村級組織帶活了。”呂旅說。

　　成員界定：厘清身份聚人心

　　“我干了20多年村干部，就前兩年‘得罪’人最多。”在華龍區黃河路街道辦事處，邊拐村黨支部書記邊緒坤“吐槽”道。

　　2017年，邊拐村迎來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成員身份界定。邊緒坤堅持原則，把不符合規定的人員“拒之門外”，其中不乏他的親朋故舊。

　　“這在農村可以說是‘天大的事’。”華龍區農業農村局局長魯世濤說。打開邊拐村村民裴貴芝的“股權證”，他告訴記者，別看顯示的每股金額是5596元，實際上的收益可不止這點，而且可繼承、可增值，是名副其實的“傳家寶”。

　　位于濮陽市區勝利中路的邊拐村，有一塊約40畝的地曾長期撂荒，進去走一圈都要拎個棍子“打草驚蛇”。改革后，市里一家醫院相中此地，每年租金300多萬元。從2017年開始，僅裴貴芝一家5口每年分紅1萬元。

　　一頭是真金白銀的收益，另一頭卻是錯綜復雜的實際，農村集體成員身份的界定“沒有最難，只有更難”。拋開城中村、城郊村、農業村自身的差異不說，光一個“嫁出去的姑娘算不算”，就能讓不少村“吵翻天”。

　　“我們堅持‘尊重歷史、照顧現實、程序規范、群眾認可’，要求各村‘一村一策、一事一議’，既要得到大多數人認可，又要防止多數人侵犯少數人權益，程序上做到三榜公示，一榜七天。”新縣農業農村局相關負責人說。

　　這種“充分放權”在新縣隨后的改革中得以實踐。周河鄉西河村討論決定，出嫁的姑娘無論戶口遷未遷出，只要經過村民代表大會同意，都可界定為集體成員。而在沙窩鎮樸店村，嫁出去的姑娘且戶口遷出的，與財政供養人員并列，一律不納入集體成員。

　　名正則言順，標準定了大家才信服。獲嘉縣史莊鎮李村在縣里的指導下，對新生兒、在校大學生、現役軍人、外嫁姑娘等各類人群進行明確的身份界定，2689名村民最終“入額”的為2554人。“以前重陽節給老人發個雞蛋白糖，都有人覺得不公正，現在發錢大伙都沒意見。人心齊了，以后我們搞集體經濟更有信心了。”一位村干部說。

　　盤活資源：做大“蛋糕”增收益

　　改革前后有啥差別？樸店村村委會主任胡如根的話讓人印象深刻：“過去望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現在山就是股份，水就是財富，人人都有份，渾身都是勁。”

　　今年3月，依托青山秀水，在村股份經濟合作社組織下，樸店村首次舉辦桃花節，開幕當天就吸引游客1萬多人，村里的53家農家樂生意火爆，有個村民提個籃子賣油條，都掙了4000多元。加上在建的茶油加工廠、建筑公司和林果專業合作社，村集體今年收益預計在70萬元以上。

　　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黨支部“把方向”，村委會“管事務”，股份經濟合作社“抓發展”——通過登記賦能，改革不但讓農民第一次有了股權證，也讓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了“身份證”，成為真正的法人，邁向更加廣闊的市場。

　　目前，先行一步完成試點的縣（市、區）變化喜人。獲嘉縣50%以上的村年均收入已達10萬元；華龍區去年7個村分紅900多萬元；新縣不但摘掉了貧困帽，2018年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均達2萬元以上，最高的超過80萬元。我省前兩批7個國家級試點，已累計實現分紅1.2億元。

　　城中村靠租賃，山區村靠風景，農業村怎么辦？“因地制宜導入產業，才能真正把資源盤活、‘蛋糕’做大。”獲嘉縣中和鎮黨委書記李孟州說。該鎮小官莊村曾是遠近有名的貧困村，集體收入微乎其微。如今該村和新鄉市潤輝生物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合作，村企共建130余個蘑菇大棚，安置160名村民務工。按照約定，村里優先獲得4個大棚的管理權，每年可為集體貢獻約20萬元。

　　扶上馬，送一程。為推動改革，我省在扶持農村集體經濟上不斷加大力度。截至目前，全省各級財政累計安排改革工作經費3.96億元；省財政累計投入40多億元，每年扶持一批集體經濟發展試點。

　　省農業農村廳相關負責人介紹，今年年底前，全省60%的行政村將基本完成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明年10月前，所有村要完成改革，讓農村集體經濟從無到有、從小變大，讓農民財產性收入不斷增加。

　　思想解放是總開關，改革創新是動力源。再一次被改革打開枷鎖的中原農村，振興的曙光已然初照，處處是希望的田野。

　　（課題組成員：孫德中李英華歸欣李若凡劉紅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