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解局] 孫小果案，細讀通報之后

　　千呼萬喚，孫小果案的通報來了。

　　今天，云南省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通報稱，相關部門已對云南省監獄管理局、云南省和昆明市兩級法院相關人員，以及孫小果重要關系人等11人采取了留置措施。

　　下午，云南省委常委會也召開擴大會議，強調對孫小果案背后的“關系網”和“保護傘”，要堅決徹查、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21年前的死刑犯，經歷多次減刑，最終神奇地走出監獄，上演了一出“亡者歸來”，直至再次被捕……離奇的情節，不禁讓人感覺信息量巨大。

　　今天，島叔認真研讀了本案的案情通報，一些觀察與大家分享。

　　生父

　　本案中，輿論最關切的，莫過于“孫小果背景之問”。

　　此前，坊間一系列的追問質疑，都圍繞其生母、繼父，尤其是生父有沒有權力干預過本案這個核心問題來展開。乃至于，網上對孫小果生父身份的猜測，出現了多個云南本地高官的版本。

　　在本次通報中，有一段專門介紹其生父情況——孫小果的生父陳某，為昆明市某單位職工，1982年與孫鶴予（孫的生母）離婚，1996年因腦溢血中風癱瘓后病退，2016年8月20日去世。

　　不多見的是，通報中對孫小果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情況也有所提及——爺爺陳某清、奶奶陳某芬，分別系某中學原職工，已去世；外公孫某翔、外婆吳某蘭，分別系某鐵路局、某針織廠原職工，已去世。

　　這樣的身份，讓很多網民驚訝——這種家庭背景，在昆明充其量也就是個中等家庭，孫小果怎么就能混上“衙內”的江湖地位，還被冠之以“白天小平管，晚上小果管”的響亮名號，之后再上演“亡者歸來”呢？

　　相比生父，孫小果的繼父李橋忠也值得琢磨。

　　他在迎娶孫鶴予時，已經是1992年，此時孫小果已經17歲；而據知乎上的爆料，這位繼父比孫鶴予小了近10歲。1998年，他因在孫小果1994年強奸案中幫助孫小果辦理取保候審，受到留黨察看兩年、撤職處分。

　　不過，2004年，他又升任了五華區城管局局長。2008年，孫鶴予、李橋忠與監獄、法院相關人員共謀，利用并非孫小果發明的“聯動鎖緊式防盜窨井蓋”申請實用新型專利，認定重大立功幫孫小果減刑。

　　為一個沒有在一起共同生活過，應該還算不上有深厚感情的繼子這么賣命，一而再地知法犯法，李橋忠的動因確實不好揣摩。不少網友戲稱，這才真的是“愛情的力量”。

　　追責

　　追責，則是本案通報的一個重點。

　　通報稱，“目前，孫鶴予、李橋忠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已被采取留置措施，接受調查。”而在孫小果利用發明立功減刑的事項中，“已對涉嫌徇私舞弊減刑的省監獄管理局1名干警、省一監1名干警、省二監2名干警采取了逮捕措施，其他涉案人員正在調查中。”

　　追責，一直都在。

　　早在1998年，孫鶴予就因包庇孫小果被開除公職，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而在孫小果1994年犯強奸罪未被收監執行的事項上，1998年，昆明市有關部門分別對盤龍公安分局預審科原科長李萬鴻、民警方永昌以徇私枉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和四年，對盤龍公安分局其他4名民警分別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但是，本案尚未澄清的疑點還有，針對之前媒體質疑的更改年齡問題，孫小果在1994年的強奸案中究竟是不是未成年人？以及在1998年被判處死刑的情況下，孫小果為什么能夠活下來，并且還能提前出獄？

　　這些都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1994年前后，篡改年齡并不是一件難事。在那個沒有電腦記錄的年代，只要找對了人，這種操作就像“孫鶴予向辦案部門提供孫小果患病虛假證明，部分領導及干警徇私枉法辦理取保候審”那么容易。

　　而逃避死刑，則可能是鉆了當時司法政策和法律程序的空子。2000年前后，我國的司法政策從“嚴打”向“寬嚴相濟”轉變。云南作為當時的死刑大省，在“少殺慎殺”的思路下將一審死刑在二審、再審過程中改為死緩或者無期徒刑的案例并不鮮見。

　　深挖

　　還有人說，死里逃生的孫小果，是對法治赤裸裸的挑戰。

　　本案中被留置的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原專職委員梁子安，長期在云南省高院工作，先后擔任刑二庭副庭長、審判監督庭庭長，或許就和孫小果活下來脫不了干系。

　　《中國法律年鑒（1999）》披露，1998年2月，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孫小果犯強奸罪、侮辱婦女罪、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數罪并罰判處孫小果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一審判決后，孫小果不服，提出上訴，云南省高院，維持了原判。

　　按道理講，如果判處死刑，通常不說緩期兩年執行，應該指的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不過，這也不意味著孫小果馬上就進入死刑立即執行的程序。

　　說一個很重要的事實：1999年前后，我國的死刑案件核準權屬于省級高級人民法院所有，而不是像現在一樣收歸最高法。這值得注意。因此，如果復核過程中，出現所謂“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法律適用不準確”等情形，是完全有可能發回再審的。

　　還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原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副庭長陳超，也被留置。

　　也就是說，目前留置的梁子安、陳超，一個曾在云南省高院，一個在中院，按照推測，有可能是在死刑復核、發回中院的時候改成了死緩或其他減刑。之后，才有了各種令人嘆為觀止的神操作。

　　但是，如何從二審“維持原判”的死刑變成了緩刑、減刑，依然值得深挖，這也是目前通報中說仍在繼續、后續仍留待官宣的伏筆。

　　可以看到的是，從1994年強奸犯案到保外就醫，再到1998年被判死刑卻能活下來，繼而到2008年折騰出實用新型專利，被認定為重大立功獲取減刑，匪夷所思的孫小果背后，有著眾多需要深挖的關系網絡，或者說是“保護傘”。

　　信任

　　在今天的通報中，還有一句話：

　　目前，由于該案時間跨度長、案情重大復雜，省市有關辦案部門正在按照中央督導組和省委的要求，對孫小果1997年犯強奸罪一審被判處死刑后，二審、再審改判以及刑罰執行和其他違法犯罪加緊開展調查工作，依法全面深入徹查該案，對在案件中為孫小果提供保護的國家公職人員、關系網和“保護傘”，堅決一查到底，依紀依規依法嚴肅處理，絕不姑息。

　　掃黑除惡，是固本之舉，是浚流之措，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會畢其功于一役。

　　孫小果案，如果從1994年算起的話，已經有25年。該案要按照中央督導組的要求辦成鐵案，勢必需要大量充足的時間去調查、去核實，很難在短短的三兩天之間給出完全的信息。

　　比如，在一周前媒體關于此事的詳細報道中，似乎也留下了一些線索：1992年，孫小果17歲時，其母已經是三級警監，比其單位的政治處主任還高，但她本人并無什么職務，為何？當年最早報道案情的記者了解到當時警方感受到的辦案壓力，來自何處？20年前這些記者報道時聽到的對孫小果家庭情況的傳言，有無實據？

　　這些恐怕都需要下一份通報詳細給出，我們也應當對此抱有耐心。

　　只是，當一個該死之人突然公開露面，成為經營多家夜店，叱咤昆明夜場的“大李總”時，很多人對法治的信任，頓時就會土崩瓦解，甚至蔓延出懷疑與失望。此時，一些人對官方通報中孫小果生父身份的質疑，也就可以理解了。

　　2014年3月18日，在河南省蘭考縣縣委常委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提醒全黨注意，

　　“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提出了一個理論，說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什么言論、無論做什么事，社會都會給以負面評價。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

　　具體到孫小果案中，如果說孫父孫母護子心切，尚能理解，但包括他們在內的所有相關責任人觸犯法律的行為，則必須被嚴懲和法辦。畢竟，在孫小果20多年的離奇生涯中，法律的執行已經被打了折扣，法律的信仰也被蒙上了灰塵。

　　換一個角度說，孫小果背后有老虎不可怕，沒有老虎、大家卻不信沒老虎更可怕。那意味著，正是這些踐行法治的普通執法者，助紂為虐，為虎作倀，一點點地解構著我們對法治的信心，一點點地顛覆著我們對正義的認知。

　　法治，必須且必行。

　　文/巴山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