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實現高質量發展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結果。高質量是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社會全方位的發展。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各項事業特別是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與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相輔相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發端。伴隨著人們的思想逐步從“左”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國家、政府、社會三者關系圍繞如何發揮市場的作用，得到不斷調整，在這個過程中，黨和政府不斷探尋現代治理之道，使得治理體系不斷得到完善，治理能力不斷在現代化的軌道上前行。因而，總體上，我國包括經濟發展在內的各方面事業都向高質量發展方向邁進。當然，治理現代化仍然在路上，高質量發展尚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從治理現代化的角度看高質量發展，可以突破單純的經濟發展的視野，從多向度觀照高質量發展的各方面制約條件，明晰克服這些問題的基礎性原則。

　　釋放行政效能，強化行政執行力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對各項事業的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高質量發展的愿景，要求以科學高效的治理能力保持發展的后勁兒和勢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的秘訣從根本上說是共產黨的領導，核心是政府推動?；仡欀袊鲗用娓餍袠I的發展故事，微觀上，我們可以看到某個干部對一人一事的推動，從而帶動整個行業和地域的發展；宏觀上，我們也能體察到國家若干發展戰略、政策措施對經濟發展和社會各項事業的推動。可以說，執政黨的治理能力與發展速度和發展質量正相關。高質量的發展要有高質量的治理與之匹配。長期以來，我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歸結為“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種優勢可理解為行政效能的高位運行。我們的制度優勢和領導體制使得我們的執政團隊在特定時期釋放的行政效能是驚人的。

　　隨著現在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加深，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變化。從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規范提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到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們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發展的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說明經過我們多年的努力，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解放，人民物質文化需求已經得到了初步的滿足，我們的發展目標也從當初的奔小康變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也意味著高質量發展的需求在多角度、多方面、多層次上提出。在齊心協力奔小康的時代，我們的行政效能和人們的創造力一樣得以迸發，此時我們更多關注發展的量的問題，即如何把蛋糕做大；在新時代面對新矛盾，我們需要關注的是發展的質的問題，即如何把蛋糕做好。毫無疑問，高質量發展，需要執政團隊以更高的執政效能給予保駕護航。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當前行政主體特別是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執政團隊一定程度上仍還存在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不夠和行政效能發揮不到位的問題，不能適應新形勢，離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還有距離。這種現象的存在有其客觀性。主要原因在于，黨的十八大以來加強全面從嚴治黨形勢下，一些干部還沒有適應中央重塑政治倫理和政治生態的決心以及實踐，還沒有從舊有的認知模式、行為方式和“官場文化”中走出來。在這種狀態下，難免在工作中“比比劃劃做樣子”，使行政效能受到了抑制，因而也就談不到推動高質量發展。

　　打造中國發展的“升級版”，必須破解在一定范圍內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行政效能不高的問題。一是要“解放思想”，把思想從某些教條的“禁錮”中釋放出來。二是提高能力，克服“本領焦慮”。實現高質量發展，對全社會成員都提出了高要求，對各級干部的要求尤其高。除了轉變思想外，如何通過高效的行政運轉和行政執行力，把對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落到實處，需要各級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提高新形勢下推動發展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