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國務院5日對外發布《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這份9000多字的重磅文件，未來會對戶口、土地、收入有何重要影響？

　　戶口：放開放寬城市落戶限制

　　《意見》設定“到2022年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消除”的目標，并要求“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

　　數據顯示，截至2018底，仍有2.26億已成為城鎮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戶城市的農業轉移人口，其中65%分布在地級以上的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因此，需要推動大中小城市放開放寬落戶限制。

　　根據《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II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I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并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

　　哪些人是重點群體？

　　發改委規劃司司長陳亞軍表示，解決農民工的落戶問題首先是堅持存量優先、帶動增量的原則。存量優先指已經在城市長期就業、工作、居住的這部分農業轉移人口，特別是舉家遷徙的，還有新生代農民工，以及農村學生升學和參軍進入城鎮的人口。“這些重點人群才是落戶的重點，而不是說片面的去搶人才。城市需要人才，但是更需要不同層次的人口，絕不能搞選擇性落戶。”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認為，戶籍制度改革要惠及各個階層，不能搞選擇性改革，只盯住所謂高端人才。要把已在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作為重點落戶群體。

　　同時，消除城市落戶的限制并不是放棄對人口的因城施策。陳亞軍指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要更多的通過優化積分落戶的政策來調控人口，既要留下愿意來城市發展、能為城市做出貢獻的人口，又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無序的蔓延。個別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還是要嚴格把握好人口總量控制的這條線，合理疏解中心城區非核心功能，引導人口合理的流動和分布，防止“大城市病”的發生。

　　土地：城里人到農村買宅基地的口子不能開

　　《意見》提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若干舉措，包括三大方面：

　　改革完善農村承包地制度。保持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落實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政策。加快完成農村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

　　穩慎改革農村宅基地制度。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盤活利用閑置宅基地和閑置房屋。

　　建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允許村集體在農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償收回的閑置宅基地、廢棄的集體公益性建設用地轉變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

　　發改委規劃司城鄉融合發展處處長劉春雨表示，需要注意的是城里人到農村買宅基地的口子不能開，按規劃嚴格實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原則不能突破，嚴格禁止下鄉利用農村宅基地建設別墅大院和私人會館。

　　要嚴格守住土地所有制的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不能把集體所有制改沒了、耕地改少了、農民利益受損了。要以維護農民的基本權益為底線，絕不能代替農民作主，不能強迫農民選擇，要真正讓農民得到改革的紅利。

　　如何真正實現讓農民富起來，農民的“錢袋子”鼓起來？

　　《意見》提出，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長，持續縮小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統籌提高農民的工資性、經營性、財產性、轉移性四個方面的收入。

　　工資性收入：規范招工用人制度，消除一切就業歧視，健全農民工勞動權益保護機制，落實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平等就業制度。健全城鄉均等的公共就業創業服務制度，努力增加就業崗位和創業機會。

　　經營性收入：既要完善財政、信貸、保險、用地等政策，降低農業成本、提高農業收入；又要提高職業農民技能，培育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統籌提高農業效益和農民收入。

　　財產性收入：要以市場化改革為導向，推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加快完成農村集體資產的清產核資，并且把經營性資產量化到集體成員，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推動農村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

　　轉移性收入：完善對農民直接補貼政策，健全生產者補貼制度，逐步擴大覆蓋范圍。在統籌整合涉農資金基礎上，探索建立普惠性農民補貼長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