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專家”的“真把式”

　　未曾出國留學的于敏，自謙是“地道的國產”。但他對自己的學生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開闊視野。因此，他鼓勵學生出國留學，但有一個條件——“開過眼界后就回國作貢獻”。

　　氫彈理論的探究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當時被核大國列為涉及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因此，要在短期內實現氫彈研制理論上的突破，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干驚天動地的事，做隱姓埋名的人。為了盡快研制出我國自己的氫彈，于敏和同事們知難而進、晝夜奮戰。然而，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們始終找不到氫彈原理的突破口。

　　重大轉折點發生在那一年秋天，于敏帶領一批年輕人前往外地用計算機進行優化計算。在“百日會戰”里，他和同事們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氫彈原理一經突破，所有人斗志昂揚，恨不得立馬造出氫彈。但是原理還需經過核試驗的檢驗。

　　試驗場遠在西北大漠，生活條件相當艱苦，吃的是夾雜沙子的饅頭，喝的是苦堿水；茫茫戈壁上飛沙走石，大風如刀削一般，冬天氣溫達-30℃，道路凍得像搓衣板……而于敏都甘之若飴。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進行全威力氫彈的空投爆炸試驗。

　　試驗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很平靜，“回去就睡覺了，睡得很踏實”。

　　直到于敏的工作逐步解密后，他的妻子孫玉芹才恍然大悟：“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踏踏實實地做一個“無名英雄”

　　在我國第一顆氫彈成功空投爆炸指揮現場，于敏凝望著半空中騰起的蘑菇云，一言不發，直至聽到測試隊報來的測試結果時，才脫口而出：“與理論預估的結果完全一樣！”

　　盡管在氫彈研制中居功至偉，但對別人送來的“中國氫彈之父”的稱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學、技術、工程于一體的大科學系統，需要多種學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現在的成績，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他說。

　　完成了時代賦予的使命，于敏沒有停止追尋的腳步。為了研發第二代核武器，于敏隱身大山，繼續加班加點搞科研，他的身體變得越來越虛弱，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此身長報國，拿命換科研，這是何等的奉獻！在那些日子，于敏常常會想起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格外的冷。于敏在西北核試驗場進行核武器試驗，他早已記不清自己是第幾次站在這嚴寒的戈壁上。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試驗前的討論會上，于敏和陳能寬感慨地朗誦起了諸葛亮的《后出師表》。

　　不同于蜀漢丞相的“出師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于敏的事業是“可為”“有為”的。就像他沉默的事業一樣，于敏是個喜歡安靜的人。他曾對身邊人說，別計較有名無名，要踏踏實實地做一個“無名英雄”。

　　這種“安靜”，在于敏子女的記憶中卻有點模糊。兒子于辛小時候對父親的記憶就是一個字：忙。“整天待在房間里想東西，很多人來找他。”女兒于元亦很難覓尋兒時對父親的記憶，因為父女倆不曾有太多交流。

　　于敏對“安靜”有著自己的解釋，“所謂安靜，對于一個科學家，就是不為物欲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始終保持嚴謹的科學精神。”他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這丹心于他就是堅持科學，就是獻身宏謀。

　　正如他73歲那年在一首題為《抒懷》的七言律詩中表達的那樣，即使“身為一葉無輕重”，也要“愿將一生獻宏謀”。

　　“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種共性，他們有一種強烈的家國情懷。這種精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這種精神能夠不斷傳承下去。”與他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長杜祥琬說。

　　一棵大樹俯身而臥的地方，正在長出一片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