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亂中尋覓一張安靜的書桌，未曾向洋已礪就鋒鍔。受命之日，寢不安席，當年吳鉤，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囑托，許下一生；一聲巨響，驚詫世界；一個名字，隱形近30載。

　　不為物欲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寧靜致遠，淡泊明志，終成一番大業。他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共和國勛章”獲得者于敏。

　　壯麗70年 奮斗新時代

　　——共和國榮譽

　　本報記者 陳 瑜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國防科技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者9月17日，于敏的榮譽簿上又添重要一筆——“共和國勛章”獲得者。

　　生前面對榮譽，于敏始終淡然處之，他說：“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半個世紀與核共舞，干著驚天的事業，名字卻“隱形”長達28年。

　　肩負重任，祖國的需要高于一切

　　“55年前，我從莫斯科留學回來后進入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接觸到于敏，從核武器到激光研究，我和他一直密切配合，并在他的指導下工作。”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告訴記者，于敏比自己大12歲，理論部有一個傳統，都不稱官銜，當時大家叫于敏“老于”。

　　杜祥琬說，非寧靜無以致遠，是老于生前特別喜歡的格言，也是他事業和人生的寫照。

　　1961年1月，于敏迎來人生中一次重要轉型——作為副組長領導和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

　　在杜祥琬看來，對一個剛剛嶄露頭角的青年科學家來說，這次轉型意味著巨大犧牲，核武器研制集體性強，需要隱姓埋名常年奔波。

　　盡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務，從此名字“隱形”長達28年。

　　在研制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過學。一個日本代表團訪華時，稱他是“土專家一號”。于敏對此頗多感觸。“在我國自己培養的專家中，我是比較早成熟起來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于敏說，科學研究需要各種思想碰撞，在大的學術氣氛中，更有利于成長。

　　由于保密和歷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帶的學生不多。

　　培養的唯一博士藍可畢業時，于敏親自寫推薦信，讓她出國工作兩年，開闊眼界，同時不忘囑咐：“不要等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

　　百日會戰，形成氫彈設計方案

　　在國際上，氫彈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氫彈研究被核大國列為涉及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

　　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于敏雖然基礎理論雄厚、知識面寬，但對系統復雜的氫彈仍然陌生。

　　1965年9月底，于敏帶領理論部幾十位同志一起去上海華東計算所做計算物理實驗，計算哪一個氫彈原理是可行的，創造歷史的“百日會戰”開始了。

　　當時計算機性能不穩定，機時又很寶貴，不到40歲的于敏在計算機房值大夜班(連續12小時)，一摞摞黑色的紙帶出來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細分析結果。

　　核武器的結構有很多層，各種材料爆炸以后，每一個時間點、空間點上，都有它的溫度、速度、壓力、加速度等物理量。于敏突然發現，某個量從某個點開始突然不正常了。大家馬上去查原因。杜祥琬去查方程、參數，沒有發現錯誤；做計算數學、編程序的人去查原因，也沒發現錯誤。最后檢查發現，原來一個加法器的原件壞了，換掉這個晶體管，物理量馬上就正常了。“這件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敏高人一籌的地方，就是對物理規律理解得非常透徹。他總是那個能踢出臨門一腳的人。”杜祥琬說，“盡管老于不愿稱呼自己為‘氫彈之父’，但在氫彈研制過程中，他的確起到了關鍵作用。”

　　最終，于敏挑出了3個用不同核材料設計的模型，并且剝繭抽絲，讓氫彈構型方向越來越清晰，和團隊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爆炸成功，創下最短研究周期紀錄

　　于敏從事的是武器理論設計，但他對實驗相當重視。為了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著疲弱的身子來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國首次氫彈原理試驗，為確保能拿到測試結果，試驗前于敏頂著戈壁灘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刺骨嚴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鐵塔頂端，檢查和校正測試項目屏蔽體的擺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處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應非常強烈。他每餐只能吃下一二兩米飯。食無味、覺無眠，從宿舍到辦公室只有百米，有時要歇好幾次，吐好幾次。即便如此，他仍堅持到技術問題解決后才離開基地。

　　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沙漠腹地，一朵巨大無比的蘑菇狀紫色煙云產生的強烈沖擊波卷起沙塵，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戈壁灘。

　　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了。那一刻，于敏并沒有在現場，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電話機旁的他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計算的結果完全一致，長長地舒了口氣。

　　從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到氫彈爆炸成功，我國僅用時26個月，創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紀錄。這對超級大國的核訛詐、核威脅是一記漂亮的反擊。

　　敏銳嚴謹，讓核武器科研少走彎路

　　20世紀60年代以來，于敏承擔的全是體現國家意志的科研任務，不能有絲毫的疏漏和馬虎。

　　“他多次說，要防止‘落入懸崖(指風險區)’，防止功虧一簣。”杜祥琬說，老于的治學作風極為嚴謹，這不僅是科學家的一個基本素質，也源于他對事業的高度負責精神。

　　第一顆氫彈只是試驗裝置，尺寸重量較大，還不能用作導彈運載的核彈頭，屬于第一代核武器。要與運載裝置導彈適配，核裝置還必須提高威力并小型化，發展第二代核武器，難度大大增加。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為種種原因，一大批優秀的科學家和科技骨干相繼調離，于敏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兼核武器理論研究所所長，全面負責領導突破二代核武器初級和次級原理，發揮兩個至關重要的作用：決策、把關。

　　干著第一代，看著第二代，想著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對核武器發展有著獨到的眼光和敏銳的判斷。

　　相比美蘇上千次、法國200多次的核試驗次數，我國的核試驗次數僅為45次，不及美國的1/25。

　　“我國僅用45次試驗就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很大功勞應歸于老于。”與于敏共事過的鄭紹唐老人說，核試驗用的材料比金子還貴，每次核試驗耗資巨大，萬一失敗，團隊要好幾年才能緩過勁來。老于選擇的是既有發展前途，又踏實穩妥的途徑，大多時間是在計算機上做模擬試驗，集思廣益，保證了技術路線幾乎沒有走過彎路。

　　杜祥琬至今保留著1992年的一份談話記錄。“當時我起草了一份事關重大的‘決策建議’初稿，送老于閱改，他對其中幾個不確切的提法，一一作了修改，并說明了修改的道理。”在杜祥琬看來，對這種科學性很強、責任又很重的工作，嚴格和謹慎是絕對必要的。“近年來，我國學術界越來越意識到抑制學術浮躁的重要性，我沒有問過于敏，但我想，他也許根本不知道‘學術浮躁’為何物。搞學術怎么可以浮躁呢，浮躁怎么可能作出真正的學術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