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這是我們黨對科學把握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進行的深刻總結，標注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明確方向。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優勢有機結合，是我國獨特的制度優勢，也是中國經濟之所以取得增長奇跡的重要原因。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會使14億中國人民的活力充分激發，創造更多社會財富、追求更加美好生活、逐步邁向共同富裕。

　　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訪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財政金融室主任郭威

　　光明日報記者 李慧

　　“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科學把握市場與政府關系這一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命題進行了深刻總結，如何深刻理解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辯證關系？如何充分激發出市場蘊藏的活力？實現兩者統一，要從哪些環節突破？本刊特約請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財政金融室主任郭威對此進行解讀。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伴共生、缺一不可

　　記者：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對激發市場活力、制度活力和社會創造力，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怎樣的意義？如何深刻理解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辯證關系？

　　福建羅源稅務人員幫助涉農企業查詢納稅信息。銀稅互動機制為涉農企業提供高效信貸金融服務，助力智慧農業發展。新華社發

　　郭威：回顧改革開放40多年發展歷程和取得的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始終堅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加深對市場和政府關系的理論認識并在實踐中更好地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進入新發展階段后，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任務仍然艱巨，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這就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最大程度和不斷激發市場潛力、釋放制度活力、保持社會創造力的市場經濟體制。在這一過程中，需要運用辯證思維，堅持辯證法、兩點論，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兩者相伴共生、缺一不可。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經濟本質上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但同時需要認識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能理解為起全部作用，更不能理解為忽視甚至否認政府的作用，市場和政府作用是有機統一的。

　　用好“看不見的手”，充分激發市場活力

　　記者：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如何建立和完善有效市場，充分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

　　郭威：全要素生產率是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一個重要實現路徑就是改進資源配置效率。市場作為配置資源最有效的形式能夠通過利益激勵、供求變化、價格波動、自由競爭等機制，將有限的人、財、物以更為優化的方式分配到社會生產的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從而達到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

　　要用好“看不見的手”，需要尊重價格、競爭和供求在經濟運行當中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邏輯規律，充分發揮各個要素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要建立和完善有效市場，尊重市場規律至關重要，要把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交給市場，把政府不該管的事交給市場，讓市場在所有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都充分發揮作用，推動資源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讓企業和個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間去發展經濟、創造財富。

　　該管的事情要管到位，該放的權要放到位

　　記者：建設有為政府，需要在哪些方面發力？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統一，關鍵要從哪些環節突破？

　　郭威：各級政府要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克服錯位、越位、缺位現象。一要全面完善產權制度，健全以公平為核心的產權保護制度，全面依法平等保護民營經濟產權，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等。二要消除制約要素自由流動的各類體制機制障礙，建立健全統一開放的要素市場，促進要素有序自由流動，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三要深入推進能源、公共服務等重點領域價格改革，適時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完善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價格改革。四要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扎實推進“放管服”改革，提高營商環境的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水平，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政府職能轉變有了新的更高要求

　　——訪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郭慶松

　　光明日報記者 俞海萍

　　    “十四五”時期，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必須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這對政府職能轉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轉變政府職能不是一個新的提法，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也不是新的要求。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應用技術大學黨委書記、教授郭慶松介紹，早在198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就是以轉變政府職能為中心，結合政府內部的制度化建設進行的，政府職能轉變由此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總的來說，我國政府職能轉變取得了積極成效。法治政府、透明政府、服務政府等理念已深入人心。

　　浙江杭州臨安區行政服務中心，企業主在服務專區辦理手續。該服務中心確保開辦企業全業務30分鐘辦結。新華社發

　　    郭慶松表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后，轉變政府職能的步伐進一步加快，政府積極推進簡政放權，深化權力清單、責任清單管理，同時強化事中事后監管。

　　    郭慶松解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之所以強調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政府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的現象還是時有發生，宏觀管理“微觀化”“以批代管”“以罰代管”等問題也偶有表現，與此同時，政府在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方面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

　　    郭慶松認為，在新發展階段，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的基本要求是：建設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準確把握新發展階段，立足于推動高質量發展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要求我們在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之間找到一個科學的平衡點、結合點來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立足于創新為第一動力、協調為內生特點、綠色為普遍形態、開放為必由之路、共享為根本目的要求，努力營造一個讓新發展理念落地生根的政府治理體系；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需要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及時調整、積極跟進。

　　    “‘十四五’時期，要實現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目標，尤其是國家行政體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發揮，行政效率和公信力顯著提升，進一步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是不二選擇。”郭慶松說，這里首要的是要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全面實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持續優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實施涉企經營許可事項清單管理，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對新產業新業態實行包容審慎監管。

　　    “全面實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就是要通過編制邊界清晰、分工合理的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全面規范政府權力、強化政府職責，進一步理順政府內部和外部關系，對公權力再進行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實施涉企經營許可事項清單管理，就是要通過清單管理實現對所有涉企經營許可事項全覆蓋，清單以外一律不得違規限制企業進入特定行業或領域開展經營，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市場準入環境。”郭慶松進一步解釋。

　　    此外，郭慶松認為，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還要建立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評估和事后評價制度，暢通參與政策制定的渠道，提高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推進政務服務標準化、規范化、便利化，深化政務公開。

　　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

　　——訪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助理、教授樊勇

　　光明日報記者 陳晨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完善宏觀經濟治理，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談及“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助理、教授樊勇認為，背后主要有三方面考慮。

　　“一是財政稅收制度和金融制度都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是一個整體。財政與金融本就關系密切，都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近年來，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緊密配合，促進了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實現。如果二者不能相互協調配合，會阻礙宏觀經濟發展，也會給微觀主體發展帶來困境。因此，完善我國的宏觀經濟體制必須從這兩方面入手、統籌考慮，使其在相互的政策配合中，合理調節宏觀經濟，為微觀主體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關于‘現代財稅金融體制’的提法更能凸顯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相互配合、相互協調的重要性。二是中國仍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變化，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外部環境也發生變化，需要將財稅政策和貨幣政策統一起來，相互補充，解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所不能解決的外部性問題。”樊勇指出，三是突出稅收政策在財政和金融政策中的作用。稅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既是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又是國家重要的調節收入分配的工具之一。同時，企業既是微觀經濟的主體，又是納稅主體，稅收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會對企業的預期和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因此，稅收政策會對其他財政政策的選擇和實施產生影響，也會進一步引導宏觀經濟發展方向和微觀主體的資金流向，從而影響金融政策。

　　2020年11月，江西萬載高產稻田迎來豐收。新華社發

　　財稅金融政策作為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對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十四五”期間，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要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樊勇認為，這意味著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要有更高的水平，現代財稅金融體制需要精準、普惠、靈活、創新。

　　“具體而言，‘十四五’時期，必須要精準決策、精準施策，選擇財稅金融政策時要小心謹慎，防止具體政策作用出現不合適的‘疊加效應’和‘抵消效應’，要為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保駕護航。普惠表現為以人民為中心，‘十三五’時期我國減稅降費措施涉及增值稅、企業社保繳費、個人所得稅和小微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等，貨幣政策注重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增加面向中小銀行的再貸款再貼現額度和健全貸款風險分擔機制等，具有普惠性特征。‘十四五’時期仍要保證政策的普惠性，以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為背景，關注社會熱點，回應社會關切。同時要靈活地對政策進行搭配協調，使財稅政策和金融政策在調控宏觀經濟時形成合力，通過靈活創新地運用政策提高政策實施效率，減少政策時滯。”樊勇進一步解釋道。

　　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為發展賦能

　　——訪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教授劉俊海

　　光明日報記者 陳晨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要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教授劉俊海表示，各類市場主體是我國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就業機會的主要提供者和技術進步的主要推動者，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明確“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并不斷完善，各類市場主體蓬勃成長，各種所有制經濟健康發展。近年來，我國不斷深化‘放管服’改革，出臺了一系列破解市場難題的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劉俊海指出。

　　劉俊海表示，“十四五”時期要進一步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將通過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弘揚企業家精神等，促進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讓經濟發展動力不斷蓄增。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著力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提出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加快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積極健全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還特別提到深化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這些舉措對于提高國有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完善國有公司的治理結構、推進國有企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著眼于穩步推進自然壟斷行業改革，推進能源、鐵路、電信、公用事業等行業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可以讓更多市場主體參與公平競爭，進一步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并降低全社會經濟運行成本，形成這些行業市場主體的有效競爭格局。”劉俊海說。

　　劉俊海認為，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構建親清政商關系，依法平等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完善促進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發展的法律環境和政策體系等舉措都讓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又吃下了定心丸。構建親清政商關系既強調了建設服務型政府，也強調了建設法治型政府。打造穩定透明公平、可預期的法治化營商環境，要依法平等保護國有、民營、外資等各種所有制企業產權和自主經營權，依法保護企業家的合法權益。全面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對在我國注冊的企業一視同仁。建立規范化機制化的政企溝通渠道，支持企業家以恒心辦恒業。政府部門一定要對所有市場主體平等對待，“一碗水端平”。

　　“要弘揚企業家精神，鼓勵支持講誠信、勤創新、為國擔當的企業家帶領企業實現效益更高、競爭力更強的發展，讓各種所有制經濟活力持久迸發。”劉俊海表示。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16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