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國際論壇對話】

　　“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必須學會共處共在”

　　——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后疫情時代的哲學思考

　　1、病毒揭露了西方社會深處的等級結構

　　楊光：尊敬的莫蘭教授，您兩年前作為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主席在北京主持了世界哲學大會，給中國哲學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疫情期間，您在波士頓學院組織師生線上上課，同時也和許多哲學家一樣對新冠病毒和疫情所引發的危機做出了哲學上的反思。2020年注定會成為歷史的節點，很榮幸有機會在“光明國際論壇對話”與您一起從哲學的角度討論新冠病毒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

　　新冠病毒是一種處于生物與非生物之間的半生命體，存活在宿主的活細胞中。它可以跨越物種傳播，還可以自我繁殖復制，并在這個過程中發生變異。它還能潛伏在宿主體內，隱而不發，這樣就很難確定其實體性的存在。這些特征決定了傳統的本體論術語很難抓到其本質。新冠病毒作為一個復雜多變的病理現象，如何為其進行本體論定位？病毒本身作為一種特殊的邊界生命現象，它的“本質”到底是什么？

　　莫蘭：確實，新冠病毒以及應對病毒是個十分復雜的現象。我是個現象學哲學家，顧名思義，現象學是有關現象的科學，是研究顯現給我們的事物和事件，以及它們的顯現方式。這就意味著，現象學研究一個主題時，是要理解它作為一個整體對于我們的意義和重要性。以一種整體主義的方式看待病毒現象，現象學可以向我們展示這次大規模流行病有關人性的面向，而這在各種自然科學的研究中并沒有得到充分體現。新冠肺炎疫情不僅是個科學、醫學或者是經濟和社會學問題，病毒入侵也改變了我們在世界中的生活方式，即我們現象學所說的“生活世界”。

　　德莫特·莫蘭（Dermot Moran）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FISP）主席，美國波士頓學院哲學系教授、主任

　　楊光 同濟大學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員、歐洲思想文化研究院副院長

　　疫情暴發以來，國際科學界一直在從不同角度研究新冠病毒，關于它的物理構成、傳播方式以及人體所體現的癥狀，我們已經知道的很多了，但還有很多是未知的。要想對病毒在科學上進行總體的把握，就需要科學家們在全球范圍進行合作，分享他們的數據庫和技術。

　　從形而上學或本體論的立場出發，很難理解病毒到底是什么。它確實是活的生命體和無生命的物質之間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得不依賴生物科學來決定病毒的“本質”。如果沒有物理學和生物學的特殊知識結構，沒有顯微鏡等儀器，我們根本無處知曉任何肉眼不可見的病毒的存在，我們經歷的不過是其結果。

　　楊光：病毒基因序列的變化實際上是一種結構性的改變，所以與其預設病毒在變幻的表象后面有一個不變的本質和實體，然后追問其是什么，不如從對其結構變化的分析入手，分辨病毒的種類和不同的顯現和傳播方式。

　　莫蘭：病毒并不是一個真正的生命體，因為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復制自己的基因組，為此它需要一個宿主細胞。這樣看來，病毒像一種寄生蟲，是在宿主中活動的微小顆粒，沒有宿主它就不能移動和復制。科學家認為病毒的自身傳播是機械的，這個意義上像一種計算機病毒。

　　這里的問題是，本是生物界的疾病入侵到人類的生活世界。這次的大規模流行病或許與對自然環境的毀壞有關，所以我們要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且，這里我們要聽取專家的意見，哲學要向科學學習，但同時科學也要借鑒哲學，考慮到疾病更廣泛的社會和倫理含義。我們既無法肉眼看到病毒，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不到指導我們人類行為的價值和規范，包括我們對科學知識的渴求。科學家可以談病毒，哲學家可以討論生活世界的價值和整體語境。

　　楊光：新冠病毒的攜帶者可以是無癥狀感染者，或者在一段病毒潛伏期后出現癥狀，而且經常容易與其他呼吸系統疾病的癥狀混淆，其毒性還可發生變異，來適應外在的生存環境。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它不是直接地、如其所是地顯現自身的“現象”。病毒的這種不確定性導致了疫情嚴重時，人們的恐懼和焦慮無處不在，并且迅速蔓延。

　　請您從哲學，尤其是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顯學，即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角度描述新冠病毒及其影響。

　　莫蘭：病毒不僅是科學研究的實體，而且是一個活躍在不同層次上的整體現象，并能揭示出我們價值系統的運作。但這里，我們不該運用太多的現象學概念和術語，因為它們在揭示現象的同時，有時也會起到遮蔽作用。但二十世紀的偉大哲人海德格爾所揭示的人類存在的“共在”（與他人一起存在）特征是值得討論的，例如不同的共同體和社團如何被新冠病毒所影響等問題。

　　10月31日，人們在英國倫敦的泰晤士河畔行走。新華社發

　　首先要指出，病毒揭露了我們西方自以為先進的社會是如何對待老年人的。疫情讓那些脆弱和容易感染的人暴露在外，這告訴我們，照顧老年人的社會體系需要從根本上進行改變。青年人好像不容易感染，于是經常有年輕人輕率而隨便地大規模聚集。年輕人與長輩，祖父母與他們孫子輩之間可能會產生裂痕。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的習俗，如人與人之間問候時的握手和親吻，不得不被放棄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病毒猖獗的大城市讓人們向往鄉下生活，但現在美國鄉村的病毒也在擴散，所以舊的城市與農村的區分已經不再成立。盡管病毒是盲目的，它并不知道傳染的是誰，但可以確定的是一些處于劣勢的族群受影響的比例過高，出現了大量的重病病例和死亡。而中產階級因為有單獨的居住環境，可以更好地實現隔離。病毒揭露了我們社會深處的階級等級結構。尤其是在英美，社會和政治層面的討論集中在不同的社區經歷疫情的不平等方式，少數族裔染病的比例過高。這可以找出很多原因，包括系統性的種族歧視。那些少數族群往往居住條件差，工作環境不安全。在十九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意識到新興科技能減輕工人在機械工廠里勞動的辛苦，但驚訝于工人們的異化——他們對生產過程和利潤的參與和分享其實是缺失的。今天，讓我們感到震撼的是外來工人的工作條件和我們城市里許多邊緣人群聚集居住地區的條件。從這個角度來看，新冠病毒召喚一種普遍的倫理意義上的回應，如提供舒適的住房、干凈的空氣、純凈的飲用水、安全的交通系統等。我們要重新想象城市生活。

　　2、疫情讓我們更加珍惜公共空間

　　楊光：病毒狡猾多變還可以迅速傳播、蔓延，而科學家和病理學家們的應急反應好像總是慢半拍，在某些國家和地區導致了人們對科學的懷疑。其實在世界歷史上出現過的幾次大瘟疫面前，專業的醫學知識也經常束手無策。大面積的流行病菌與整體性的生態、自然環境的變化是相關的，這就要求一種覆蓋面更廣、涵蓋眾多維度的學科來應對。除了自然科學，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的參與，形成一種宏大的、綜合性的生命科學和生命政治學。

　　我認為主導現代社會發展的盲目的技術樂觀主義，在重大自然災害和瘟疫面前要自我反省，自然科學和現代科技要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和脆弱，才能與其他學科一起應對危機。新冠病毒作為一種特殊的生命體，可以被醫療措施控制、預防，但科技手段某種意義上也需要大自然的協助和配合。中國傳統的道家哲學和古希臘的醫學都強調過生命中自然的向度。所以，與其說是戰勝病毒，不如說是人力與自然的力量共同作用，才能讓我們首先學會與病毒共處，適應可能的疫情常態化，最后度過這場危機。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我們對待技術和自然的態度。

　　莫蘭：在技術面前沒有回頭路，戰勝病毒的主要方式是通過進步的科技來研發疫苗和其他可能的治療方法。這次新冠病毒與最近幾次出現的其他病毒相似，都來自動物界，尤其當物種界限被跨越的時候。我們需要新的環境措施來保證野生動物與人類之間的界限。當然，地方性的治療方法被科學測試和驗證后也是有效的，但我們不能退回到迷信。當代的科學有自己的驗證標準，例如雙重隨機測試等，當然這也可能被其他惡意的力量所阻礙和扭曲。歷史上沒有免受任何疾病影響的黃金年代，而最好的醫學知識總是接近科學的。

　　11月1日，在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哈達薩醫院，一名參加新冠疫苗臨床試驗的志愿者接受疫苗注射。新華社發

　　但另一方面，我們不能放棄傳統智慧，因為它是人類數千年的經驗和創造性的結果，例如傳統的中醫。作為普遍性的科學，西方科學的方法論程序嚴謹而精確，但也可能有些狹隘，所以我建議，對其他醫學傳統和實踐要在用現代科學方法嚴格檢驗的同時保持開放性。傳統醫藥多是來自植物，所以我們更要維護生物界，因為其中蘊藏著豐富的醫療植物。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所有人都應該為雨林的消失而焦慮。

　　楊光：疫情期間的隔離、封閉、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改變了我們對時間和空間的感受和體驗。我們在世界上生存的一個根本傾向就是與他人共在，發生接觸，并進而縮短距離和破除陌生感，而隔離正是相反的傾向。我們平時習以為常的共在和親密在這種缺失的狀態中反而顯得彌足珍貴。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習以為常的現代生活節奏被放慢，流動性被縮減，生活空間被縮小，這強迫我們去適應濃縮了的時空和其相應的生活方式，關注平時忽視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魯濱孫·克魯索在荒島上的經歷可以理解為被迫放棄社會性后，通過面對孤獨的自己形成對世界新的理解的過程。

　　互聯網可以讓我們“不出戶，知天下”，通過社交媒體，在虛擬的空間中保持社會活動和他人的關聯。經歷過這種特殊的時空體驗，我們才會理解，正常的時空觀并不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才會意識到，有些物理上的距離可以用虛擬的方式來克服，而另一些與空間有關的、肉身化的現場經驗則不能完全被替代。

　　莫蘭：學者們十分在意自己的時間和空間，他們喜歡獨自在書房里工作，所以自然就擅長保持社交距離，并會充分利用隔離的時間。然而，大多數人在隔離時會覺得是在夢中，喪失了時間感。這樣，建立和保持嚴格的作息規律成了管理時間的重要方法。空間縮小為我們日常生活的地方，反而讓我們更加珍惜公共空間。

　　3、后疫情時代，知識的傳播應更加包容

　　楊光：在疫情嚴重時期的緊急狀態下，各個國家采取的特殊防范措施雖然打破了正常的社會秩序，限制了我們生活中的一些自由，但是為了整體的利益是必要的。我們保持社交距離和相互隔離，在社會整體層面恰恰是一種團結和互相尊重的表現。所以，社會正義和個體自由不應該完全是矛盾的關系，要把握好這種張力中的度。東方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國家所采取的緊急措施，在實行方面要明顯好于西方。人們會問，在后疫情時代，人類社會能否回歸之前的正常狀態？還是疫情期間的“例外狀態”會成為新常態？可以預見的是，在后疫情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式，以及接觸外界事物的方式都會發生改變。

　　莫蘭：疫情期間所謂的“全面動員”的狀態會有限制個人自由及與他人交往的危險，而且一旦采取了一些措施就很難撤銷。所以，公共生活中的限制措施應有時間限制。在某些方面，現代生活中個人被給予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無論社會的發展多么樂觀，我們都要保持警惕，因為社會的平衡可能是暫時的，能從根本上被中斷。這就是我們要保護人類生存的基本原則的原因。

　　楊光：病毒的全球性擴散與國際經濟、文化交流頻繁關系密切，自然界的蝴蝶效應在這里好像擴展到了社會層面。然而，由此就否定全球化則是目光短淺，而且實際上也是不可行的。世界經濟和文化在過去30多年來，在許多方面已經在全球化的潮流中生長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一性的身份認同與他者差異性的交織和融合，這背后確實有著普遍主義的邏輯在支撐。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體系、概念和思想都是普適的，例如西醫作為自然科學的代表就有其局限性，而中醫則在這次疫情的控制中發揮了很多作用。我們要意識到，所謂的普遍適用的價值也是特定文化的產物，例如幾何學源自古希臘。承認“普遍性”的局限并不是否認其有效性，轉而追求狹隘的地方主義，而是要認清普遍性的思想和價值的有限效用范圍，不是盲目地推行抽象的普遍主義。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暫時受阻也可以成為一次轉變的機遇。一方面，掩埋了文化多元性的整齊劃一的傾向是不可取的，如在工業生產、文化傳播與消費方面完全的標準化和一體化；但同時，過分強調某種文化的優先性則會導致狹隘的民族主義，引發國家和民族間的矛盾。所以，在這次疫情面前，全球化也要重新調整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辯證關系。您如何看待疫情期間出現的逆全球化和保守、隔離主義的思潮？

　　莫蘭：看到反科學運動的興起、反對戴口罩和隔離措施的抗議游行，令人十分震驚。還有人推銷假藥以及各種瘋狂的陰謀論，好像在中世紀一樣。我個人認同蘇格拉底的觀點：邪惡是無知的產物。因此需要更多關于健康、衛生和彼此尊重的公共教育。這里的“黃金法則”一直都是己所欲者，亦施于人。

　　所有偉大的哲學都提倡普遍主義。對于馬克思而言，全世界的工人都要聯合起來。蘇格拉底不是雅典或希臘的公民，而是世界公民。各大宗教表達的都是痛苦、同情、無私、愛、彼此關愛等普遍人性。歐洲啟蒙運動宣告了人類普遍的權利。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開宗明義地說，人本性上都渴求知識。哲學家想要在人性中找到普遍性的東西。我是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主席，這就是一個各種國家、地區的哲學社團的國際聯盟，我們團結在一起的主要目的就是促進全世界的哲學發展。

　　當然，具體的科學實踐會被地區性的沖突所困擾。各個國家有自己的科學和研究機構，如各國的科學院。但目前也成立了國際性的科學院。對啟蒙運動的主要批判是它的普遍性還不夠，因為它排除了女人和奴隸，而且并不是所有人的等級都是平等的。但對以往片面的普遍主義的批判不應該視為簡單地回到特殊性，而是應該追求無處不在的真正普遍性。

　　知識的傳播應該是更包容的，向所有人開放。普遍的接種疫苗也是如此。一個存在爭論的話題就是是否所有人都可以分享成功有效的疫苗。在出版界有過類似的舉措，來開放資源，共享科學研究成果。如果國際科學和政治團體能夠合作研發疫苗，這將是一個勇氣可嘉的行為。

　　4、在危機中打破界限，建立命運的共同體

　　楊光：危機這個詞在古希臘語里有動詞形式，意思是畫出界限、做決定，名詞可以指疾病的轉折點。這次疫情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公共衛生事件，在社會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勢必會成為二戰以來劃分世界歷史轉向的一個節點。這場危機可以讓我們以一種新的、陌生的視角來審視我們生活的社會和自然環境。疫情引發了不同程度的社會危機，哲學家被拋在這個事件的發生和歷史的轉折之中，某種意義上也面臨了一場生存危機，也要反省自己的職責和哲學本身的意義。一方面，哲學不能是象牙塔里自洽自娛的抽象概念游戲，它必須直面和介入復雜的現實生活和社會事件；另一方面，面對從未出現過的新冠病毒以及其他全球性的社會、自然危機，哲學在利用傳統思想資源的同時，也要敞開視野，以一種開放的、整體性的和面向未來的視角，來提供理解、認識和應對這些危機的新方法和概念。哲學在這場危機中會起到什么積極作用？

　　莫蘭：像馬克思所要求的那樣，哲學必須從天上下來，回到現實。全球現在正在迅速地發生著巨大的技術變革。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誰能預料到這么多國家會關閉國境，只允許自己的公民進入？許多人遇到了更多的困難，如難民營里的難民。日常生活被改變了，我們的視野局限在當地的、熟悉的事物。新的社交技術可以讓我們逃離這種困境，但我們仍深切渴望去積極地投入世界，去自由地交流和拜訪朋友等。我們現在才學會珍惜日常簡單的公共生活中的巨大價值，也被迫尋找新的方式來表達我們的公共性。

　　楊光：病毒突破了物種、種族和國家之間的界限，這會對人類對界限的理解產生什么影響？請您從哲學的角度論證一下民族、國家之間的和諧和團結對戰勝病毒的必要性，您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有何評價？

　　莫蘭：新冠病毒眼里沒有國界和文化身份的界限。國界和界線在古希臘哲學中是認知世界的方式，界限與無限之間永遠存在辯證關系。黑格爾指出，一旦我們設定界限，某種意義上我們就已經越界了。畫出一條界線就是預設了界線之外的存在。目前，地方性的商業利益好像妨礙了抗擊疫情。不同國家當然有權運用自己的科學知識研發疫苗，但成果應該被視為全人類的資源。我真心相信哲學可以推進普遍共享科學知識的聲音。一個國家遭受災難就會有國際援助，而大流行病面前，我們更需要國際的、多學科的力量代表全人類來迎接挑戰。埃博拉病毒就是這樣被戰勝的。關鍵是要改革、加強和重新定義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而不是削弱它們。

　　另外要強調的是，普遍主義不是消除所有文化差異，而是要同時促進和保護這些差異。我的擔心不是關于知識的匱乏，而是人為地扭曲知識。疾病在歷史上經常被用作一種戰爭的形式。因此，我們需要制定國際公約，讓人類社會全部同意一起團結合作來消除病毒。

　　楊光：《圣經》里的諾亞方舟和中文的成語“同舟共濟”都表達了一個類似命運共同體的意思，即在威脅到整個人類衛生安全的災難和瘟疫面前，人人平等。我們都面臨著同樣的命運，而且有著同樣的焦慮和期望，也就都在同一艘船上。

　　莫蘭：我們確實應該把全球性的共同體視為所有人類健康的共同體，因為我們共同存在、生活在這個星球上，分享著相同的命運。現象學家胡塞爾也曾引用諾亞方舟這個意象，來說明地球像諾亞方舟一樣，是贈予我們的禮物。生態學家和建筑師巴克明斯特·福勒曾把地球比作宇宙飛船。這些意象都顯示了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命運。不管我們有什么矛盾，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必須學會共處共在，才能存活和繁榮發展下去。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03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