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宏山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隨著社會體制改革的推進，在城市基層治理中，各類單位的社會服務功能逐漸式微，社區已經成為居民生活的主要空間場所。城市基層治理有必要將物業企業和業主組織納入社區治理體系，構建社區議事平臺，完善社區議事機制，讓共同治理更好地運轉起來。

　　第一，推進社區賦權，設置住宅小區議事會，提升小區治理的協商民主性。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調整，公眾的權利意識、參與意識顯著增強。面對社會環境的顯著變化，社區治理需要推進社區賦權，支持住宅小區成立議事會，通過民主協商機制制定議事規則，在對話和交流中集聚共識，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為此，基層治理要將議事能力建設納入培訓計劃，引導居民制定議事規則，提高協商議事能力。

　　第二，發揮業主委員會的作用，構建對物業服務的常態監督和協調機制。當前，居民對物業服務的投訴較多，而業主委員會是監督和協助物業企業履行物業服務合同的法定機構。提升住宅小區治理能力，有必要成立業主委員會，將物業服務企業和業主委員會納入社區治理體系。業主委員會負責監督物業服務企業履行合同，督促業主繳納物業服務費用，協調業主與物業企業、業主與業主之間的關系，組織居民參與社區事務，提供志愿服務。

　　第三，建設社區議事平臺，提升黨組織在住宅小區治理中的整合能力。住宅小區治理需要堅持黨建引領，構建“1+2+3”社區議事平臺，將多方主體納入進來，形成黨建引領的常態溝通、協調和議事機制。其中，“1”是指社區黨組織；“2”是指物業企業和業主組織；“3”是指社區居委會代表、駐社區單位代表、居民代表。依托社區議事平臺，整合多方力量及資源，大力提升社區問題的化解能力。

　　第四，依托社區議事平臺，制定共同遵守的社區規約，推進規則主導的社區治理。城市住宅小區具有多樣性，除了商品房小區外，還有公租房小區、安置房小區、老舊小區等類型。不同小區對物業服務的要求具有差異性，無法采取統一的標準或模式。提升社區共同治理能力，需要依托小區議事平臺，支持居民通過民主協商制定小區規約。小區規約需遵循互惠原則，確保各方都能從集體行動中受益。互惠的規則有利于促進社會合作，形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格局。

　　第五，基于政府與企業合作原則，在老舊小區引入物業服務。針對老舊小區存在的突出問題，各區有必要出臺政策，通過政府與企業合作的方式，在老舊小區引入物業服務。在政企合作中，政府可制定物業服務的基本內容、收費政策、評價標準和補貼標準，通過購買服務、物業聯盟、國企兜底等方式，將物業企業引入老舊小區。在推進中，可基于循序漸進原則，明確底線標準，按照“先嘗后買”“先治標后治本”方式，引導居民樹立物業服務付費的理念，實行“先服務后收費”“先分項后綜合”“先扶持后自立”，推動老舊小區從“失管”走向“托管”。

　　提升社區共同治理能力，既要對社區進行賦權，支持社區組織發展，也要構建一種橫向整合機制，動員各方力量參與社區治理。在社區治理的多元主體中，物業企業根據合同約定提供物業服務，業主委員會代表業主利益，向有關方面反映業主的訴求，監督物業企業履行合約，并基于共治原則，組織社區居民提供志愿性質的公益服務。在行動主體數量眾多的情況下，社區治理需要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作用，構建一種整合機制，提升社區議事效率，引導各方在協商中增進共識，制定互惠性規則，在規則引導下開展合作行動。與權力導向的權威治理相比，規則導向的共同治理是一種成本較低、回應性較強的制度安排。當然，共同治理不是“萬能藥”，它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對于社區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政府系統仍需提供輔助支持，及時化解社區共治失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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