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疫情，從多個維度改變了社會生活。流行起來的，除了口罩、消毒藥水，還有小區的人臉識別門禁。在很多地方，原有的指紋、門禁卡設備被取消，人臉識別成為居民出入小區的唯一驗證方式。

　　今年上半年，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也遇到類似的狀況，但她決定對人臉識別說“不”。

　　作為一名法律學者，勞東燕發揮了自己的長項：她寫了法律函，分別寄到物業公司和居委會。后來，街道方面邀請她談話，在會談中歷數人臉識別的各種好處；她則列舉了種種風險，認為在小區安裝人臉識別裝置并無必要，而且不經同意收集人臉數據，也違反現行的法律規定。

　　雙方誰也沒說服誰，最終街道方面同意安裝設備后，讓居民在三種方式中自行選擇。不過，小區的門禁改造工作，不知何故被擱置下來。

　　在勞東燕看來，很多推動人臉識別落地的機構，可能并沒有意識到隨之而來的風險有多大。“如果人臉數據被泄露、被濫用，不僅不會改善社會治安，反而可能使相關的違法犯罪活動激增。”她說。

　　面對人臉識別門禁

　　她“稍微掙扎了一下”

　　9月23日下午，由中國政法大學公共決策研究中心和薊門智庫主辦的“薊門決策”專題研討會在北京舉行。研討會的主題是《小區門禁能否人臉識別？——人體生物信息采集的濫用及其法律規則》。

　　作為主講嘉賓，勞東燕分享了前面的“維權經歷”。她回憶，與街道相關負責人談話時，對方的主要論據是人臉識別可以排查違法犯罪人員，讓小區更安全。

　　勞東燕對此難以認同。在她看來，人臉識別技術給社會帶來的巨大風險，遠遠大于它帶來的各種便利。更何況，打擊犯罪只是社會治理的目標之一，無法構成強制居民刷臉的理由。

　　后來，小區的門禁改造工作沒有繼續進行。勞東燕不知道是她的反對起了作用，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也只是稍微掙扎了一下，”她話音未落，會議室里的人都笑起來。

　　勞東燕也笑。她解釋道：“在這項技術得到公權力部門大力支持的情況下，個人想要為自己的權利做斗爭，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這種代價并非我們普通人所能承受，因為它會嚴重干擾原有的生活。”

　　論壇主持人、中國政法大學公共決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軒在一旁補充道，“據我所知，很多小區都在掙扎”。

　　李軒所言非虛。今年4月，《光明日報》曾刊發評論文章，點評江蘇省常州市部分社區強制居民“刷臉進小區”的爭議事件。文章稱，爭議的導火線，或許正是對門禁系統的強制推行觸碰了信息被采集者的敏感神經，而信息的不透明、不對稱加劇了被采集者的安全焦慮。

　　勞東燕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刑法學。這兩年，有關人臉識別的爭議性社會事件頻頻出現，讓她關注到這一新技術應用中的風險與法律規制問題。去年，她撰寫的一些分析人臉識別的法律文章，因為擊中了很多人的心聲在網上盛傳。

　　“人臉數據一旦泄露，就是終身泄露”

　　近一年過去，隱憂仍在，而且變得更凸顯了。在23日的論壇上，勞東燕詳細談了談人臉識別推廣適用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比如成為“透明人”、被操控的危險以及數據的泄露與濫用等等。

　　這些擔心并非杞人憂天，現實中早有相應的案例。裁判文書網公開信息顯示，從2018年7月開始，有犯罪分子通過非法購買公民個人信息并制作相應的“換臉”視頻，突破了支付寶的人臉識別認證。2019年，又有“00后”男孩繞過了廈門銀行App的人臉識別系統，使用虛假身份信息注冊多個賬戶并倒賣牟利。

　　在勞東燕看來，以上事件不過是冰山一角。隨著海量的人臉數據被收集，人臉數據或許會和電話號碼、身份證號一樣，成為違法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新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特征識別信息無法更改的特性，將使得受害者更難獲得有效救濟。“人臉數據具有不可更換性，因為我們無法換臉。一旦泄露就是終身泄露，即便采取法律手段維權成功，也難以恢復原狀。”她說。

　　讓勞東燕憂慮的是，從民眾到部分企業、管理者，似乎都還沒有充分的風險意識。比如她的小區要安裝人臉識別系統時，業主們在群里討論。讓大家反應最大的，不是刷臉，而是上傳房產證信息的要求。“其實，人臉數據的收集所帶來的風險，要比上傳房產證大得多，二者根本不可比擬。”

　　如果說人臉識別的一端是一些民眾對于便利的向往，那么另一端則是企業的變現沖動與政府的新型治理需求。

　　勞東燕認為，用人臉識別提升社會治安水平的初衷是好的，但人臉識別所涉及的，并不是個人隱私與公共安全的平衡問題——每個人就是“公共”的組成部分，人臉識別的推廣運用，本身就會給公眾的人身財產安全帶來“無法估量的風險”。“其間的問題在于，我們可能既不再享有任何隱私，也因此喪失絕大部分的安全。”

　　“互聯網的基本邏輯是，安全問題的解決并不取決于安保水平與能力最高的部門或企業，而是取決于其中水平最低與能力最差的。允許各式各樣的組織與單位隨意收集民眾的人臉數據，就等于埋下一個個地雷，數據被泄露與濫用的可能性會急劇地提升，這勢必嚴重危及公眾的人身與財產安全。”勞東燕說。

　　與技術的快速發展相對的是，現有的法律保護框架，難以對人臉識別實現有效的規制。勞東燕認為，在各方的角力之下，企業和政府成了強勢的兩方，作為個人之集合的民眾，則變成最為弱勢的一方。

　　她解釋道，目前的個人信息收集以同意機制為基礎，如果作為數據主體的個人表示同意，接下來的數據收集、使用、處理就交給了企業和政府，數據主體難以進行后續的監督和控制。

　　“基本上征得同意之后，你的個人數據就跟你沒有關系了，之后所有的風險都需要由你自己來承擔。”她說，考慮到現實中，很多人都是在不知風險的情況下表示同意，或者由于必須使用相應App而不得不給予同意，以同意機制為基礎的法律保護框架更是顯得無力。

　　法律的滯后性總是存在。但在人臉識別領域，這一問題似乎更加突出。勞東燕用火箭來比喻人臉識別的發展態勢，用馬車來形容現階段法律及監管政策對人臉識別的規制能力。“你用馬車去追火箭，自然是追不上。”

　　學者建議引入公眾監督機制和市場化手段

　　論壇與談嘉賓、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鍇指出，人臉識別能達到識別目的，關鍵原因之一是有一個事先建立的人臉信息數據庫，如果沒有這個數據庫，光憑技術也無法完成比對。“但是問題在于這個數據庫不受我的控制。”

　　《網絡安全法》明確規定，“網絡產品、服務具有收集用戶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應當向用戶明示并取得同意”。近年來，隨著四部門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專項治理工作的推進，國內的App大都建立了要求用戶授權同意的機制。只是時至今日，強制同意、默認同意等情況仍然存在，人臉識別領域就更是如此。

　　王鍇表示，“同意”的基礎是對風險有足夠的了解，但是大部分民眾對人臉識別的認知并不夠。他認為，人臉數據庫需要由一個統一的主體來建立，并且接受公眾監督。“像企業這樣各自去收集和建立，泄露風險很大。有必要引入公共機構或社會團體去監督。”

　　勞東燕則認為，法律保護的整體框架急需做出調整，不應以同意機制為基礎。采用以同意機制為主的模式來保護個人信息，就等于是將數據的相應風險主要放在作為數據主體的個人身上。

　　在她看來，當前的主要問題在于，相應的風險是由實施收集、使用行為的數據控制者與處理者所制造，而因收集、使用個人數據的收益也主要由后者所享有。

　　“數據主體得到的便利跟企業和政府部門所獲得的收益相比，根本微不足道，沒有理由將相應的風險主要分配給數據主體來承擔。”她同時認為，法律不僅需要規制數據控制者的非法收集行為，也必須規制對數據的濫用行為，可能后者才是法律真正應當規制的重心。

　　就此，論壇與談嘉賓、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許可指出，目前數據濫用的問題之所以還沒有得到充分規制，是因為政府很難直接干涉企業內部的經營業務。“政府部門缺乏技術、人力，當它試圖提高個人信息保護水準的時候，自身的執法力量可能達不到。同時，干涉企業內部經營，在法律上也缺乏相應依據。”

　　許可說，除了依靠法律監管，也可以考慮使用社會的力量，通過樹立行業標準、增強市場競爭，來達到“良幣驅逐劣幣”的效果。“既有的思路過于強調了對企業的問責，但實際上它并不能真正發揮預期作用。能否通過一些市場化、技術性的手段來提升個人信息保護的水準？我覺得這是未來的一個方向。”他說。

　　“我個人認為風險沒評估清楚之前，應該立法先行，”論壇與談嘉賓、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何兵說，“產業發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讓人幸福、安寧、自在地生活。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作為經濟動物而存在的，不能為了經濟不惜一切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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