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估計吐血一升……

　　23日，華為全聯接大會2020在上海舉辦，在開幕演講后的媒體見面會中，關于近日華為在澳大利亞裁減研發經費和裁員的消息，華為公司常務董事、產品投資評審委員會主任汪濤在回答《環球時報》記者提問時表示，澳大利亞是一個很小的市場，從來都不是華為特別聚焦的市場。華為公司歷來是把優質資源向優質客戶傾斜，用我們有限的資源服務好需要我們的客戶，來助力客戶的成功，至于某個具體市場，我們會根據市場情況進行合適調整。

　　聽到汪濤的回答，現場響起一片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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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22日報道，華為澳大利亞首席企業事務官杰里米·米切爾（Jeremy Mitchell）透露，華為在澳研發投資被削減逾1億澳元，并計劃在2021年之前裁員1000人（由1200人減為200人）。

　　米切爾表示：“毫無疑問，在網絡戰爭中每個國家都是輸家，但沒有哪個國家損失得像澳大利亞這么大。澳大利亞夾在軍事伙伴和貿易伙伴中間。”據華為本月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7月，華為在澳大利亞的手機銷量同比下降了75%。年收入降低和市占率降低，首當其沖影響的是華為在澳投資和員工數量。米切爾表示，華為“受到的明顯損害”將對澳大利亞經濟造成沖擊。

　　番外一

　　華為輪值董事長：求生存是華為主線，將使出全部力量幫助供應鏈伙伴強壯和成長

　　23日，華為全聯接大會2020在上海舉辦，在“‘5機’協同，共創行業新價值”主題演講環節中，華為公司輪值董事長郭平表示，面對打壓，華為將會使出全部的力量，幫助供應鏈伙伴的強壯和成長。

　　華為公司輪值董事長郭平

　　“華為現在遭遇很大的困難。持續的打壓，給我們的經營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求生存是我們的主線。”在演講開篇，郭平引用大仲馬的名言“人類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這兩個詞中：等待和希望。”“我們看到ICT產業正面臨巨大的發展機會，政府和企業全面進入數字化和智能化。華為希望能和伙伴一起開創新篇章。”

　　在演講中，郭平提到目前對華為的打壓主要集中在供應鏈領域，在做強供應鏈方面，華為倡導與供應商共同成長，共享收益，“華為將會使出全部的力量幫助供應鏈伙伴強壯和成長。”“在這里我舉一個5G 基站關鍵部件的例子。訊強電子是一家傳統散熱器供應商，2016年開始與華為合作， 在5G散熱器轉型開發過程中，訊強積極投入，在華為的幫助下，實現了表面處理工藝等技術的突破，同時，通過與華為協同，訊強優化了加工工序和物流路徑，大幅提升了產品質量、生產效率和供應能力，成本也下降了30%。和華為合作3年，在華為的銷售增長超過20倍。華為將持續投入力量提升伙伴能力，同時保障伙伴獲得合理收益，與伙伴一起共同成長。”

　　在演講結束時，郭平又引用沃爾特·惠特曼的名言“永遠保持面向陽光，陰影就會被你甩在身后。”“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2020年，和大家共勉。”

　　番外二

　　華為輪值董事長：一旦獲得許可，華為愿使用高通芯片生產手機

　　23日，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在華為全聯接大會2020的媒體見面會上表示，一旦獲得許可，華為愿意使用高通芯片生產手機。

　　在被問到“華為儲備的芯片還能支持多久”時，郭平透露，華為在九月十幾號才把儲備的一些芯片搶入庫，所以具體的數據還在評估過程中。目前“to B”（面向企業）業務的芯片儲備比較充分，“至于手機芯片，華為每年要消耗幾億個，因此華為正在對手機的儲備積極尋找辦法，美國的一些制造商也在積極向美國政府申請。”郭平在隨后的問答環節中還表示，一旦獲得許可，華為愿意使用高通芯片生產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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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亞神秘“金剛狼議員團”宣稱中國霸凌澳大利亞

　　13日，就中國駐澳大利亞記者住所遭突襲搜查一事，澳內政部長達頓拒絕證實澳安全情報局（ASIO）曾在6月“訊問”過4名中國記者，但稱該機構確實展開過“行動”。過去幾年，澳安全情報機構特別是ASIO在媒體上的曝光率大增，其在澳對外交往特別是惡化澳中關系方面，扮演著突出角色。去年，澳大利亞前總理基廷甚至用“瘋子”一詞痛批澳情報機構負責人。觀察人士認為，澳安全情報機構已從幕后走向臺前。“情報機構主導澳中關系，這很不正常。”一位德國學者對《環球時報》說。

　　荒唐的“金剛狼議員團”

　　“澳大利亞情報機構最近幾年的角色發生很大變化，跳到臺前對國家政策進行干預。”華東師范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教授陳弘13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最近一段時間，尤其是在涉華問題上，有時澳情報機構會主動跳出來發聲，有現任情報機構負責人，也有卸任者，由于其過去的政府情報部門背景，反而為其發聲加上了“權威”的砝碼。

　　這些人中，有一個人很出名，去年底，他和另一名澳大利亞議員（詹姆斯·佩特森）訪華被拒簽，中方當時回應稱，“中國人民不歡迎無端抹黑中國的人”。他就是被英國《衛報》稱作“臭名昭著的對華鷹派”的澳自由黨議員安德魯·海斯蒂。幾天前，一個所謂“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發聲明宣稱中國霸凌澳大利亞，海斯蒂就是該組織里的澳方代表人物。

　　海斯蒂是澳議會情報與安全聯合委員會主席。去年8月，他發文宣稱中國的崛起可能令澳主權和自由處于危險之中，甚至將西方如今對待中國的方式比作當年法國未能阻止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在澳大利亞，議會情報與安全聯合委員會的地位非常特殊，它是兩黨在議會的合作機制，委員會定期接收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ASIO）關于中國的簡報。海斯蒂擔任該委員會主席以來，多次站到臺前操縱反華議題。澳大利亞禁止華為作為5G設備供應商，正是他領導的委員會一手推動。

　　有意思的是，海斯蒂還同其他人（自由黨議員蒂姆·威爾遜、自由黨參議員詹姆斯·佩特森、工黨參議員金伯利·基欽等）組成“金剛狼議員團”，宣稱要“大膽反抗中國的勢力擴張”。“金剛狼”這個名稱與1984年的好萊塢電影《赤色黎明》有關，片中，面對蘇聯入侵，一群美國青少年勇敢反抗，最終擊敗敵人，他們的綽號就是“金剛狼”（也譯“狼獾”）。對于國家選出的民意代表模仿電影中的美國青少年，有澳學者評論說，真不知是該笑還是該哭。

　　本月上旬，路透社一篇探討中澳關系的文章也提到澳議會里兩黨議員組成的“金剛狼議員團”。文章稱，兩國關系這幾年之所以急轉直下，一定程度上是由一群具有安全情報背景的澳官員造成的，大批這類人員進入澳政壇。

　　去年8月，當澳總理莫里森選擇以親美反中立場出名的安德魯·希勒為內閣秘書時，澳媒紛紛議論稱，在美中對抗升級之際，澳政府發出了向美國進一步看齊的信號。希勒是澳國家情報辦公室副總監，2016-2018年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工作。希勒曾任澳前總理霍華德和阿博特的國家安全顧問。作為澳美軍事聯盟的支持者，2017年在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做證時，希勒宣稱中國“有意破壞自由世界秩序及其根基”。路透社稱，希勒現在是最能影響澳對華政策的人，他還在推動澳與日本和印度加強合作。

　　一些退休情報官員也不甘寂寞。去年11月，從ASIO局長位置上退下來的鄧肯·路易斯對媒體聲稱，中國試圖以間諜活動及操弄影響力來接管澳政治體系。針對他的這番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對于澳大利亞方面有關人士的類似說法，我們已經多次做過回應了，這里我實在是懶得再重復了。”

　　鄧肯·路易斯的繼任者是邁克·伯吉斯。去年8月，當前述海斯蒂的言論引發爭議時，伯吉斯說：外國勢力的干涉和間諜威脅“非常真切，非常嚴重”。澳媒稱，伯吉斯此人有些特殊，他經常公開講話，甚至通過社交媒體發聲。伯吉斯此前任澳最高技術情報機構通信管理局（ASD）局長，任職期間曾專門提及所謂“中國威脅”。

　　一個個神秘組織走向臺前

　　澳大利亞情報系統相當龐大，主要由6個“核心情報機構”——國家情報辦公室（ONI）、安全情報局（ASIO）、秘密情報局（ASIS）、通信管理局（ASD）、地理空間情報組織（AGO）、國防情報組織（DIO），及4個其他部門（澳聯邦警察、澳邊防部隊等）組成，有說法稱之為“10個團隊，1個夢想”。

　　其中，ASIS是名副其實的“秘密”機構。它早在1952年便成立，但直到1975年才被一名議員“說漏嘴”提及，兩年后澳政府承認其存在。而ASIO是澳大利亞歷史最悠久的情報機構，始建于1949年。當時，英美依據《維諾納計劃》所破譯蘇聯克格勃與其國外使館秘密情報員的往來電文，認為“澳境內蘇聯間諜活動猖獗”，據此暫停與澳情報分享，迫使澳建立ASIO。

　　ASIO本就有名，過去幾年又因在涉華問題上動作頻頻而被集中關注。特別是2017年6月，ASIO公開一份所謂機密檔案，拉開指責中國“滲透”澳大利亞的序幕。幾個月后，該機構在年度報告中稱，“外國勢力正在對澳大利亞進行一場大規模、無情的間諜活動”。有分析稱，在ASIO報告出爐后，澳國防和安全機構成為時任總理特恩布爾的主要顧問，接管了對華政策。

　　今年6月下旬，澳情報機關和聯邦警察突擊搜查了一名議員的住宅和辦公室，原因是懷疑其“通共”。這是ASIO主導的針對所謂外國干預調查的一部分，首次公開引用所謂“反外國干預法案”，《悉尼先驅晨報》稱其為“ASIO近期歷史上最重要的調查之一”。

　　實際上，變得活躍的不止ASIO。“走出陰影：澳情報界眾頭目公開發聲”，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院2019年6月以此為題刊文稱，澳情報界的公共形象正變得愈發清晰。文章提到，2018年10月底，澳通信管理局（ASD）通過“長期的傾聽者，首次的呼喊者”的推文，結束了長達70年的相對保密和封閉。在反華“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年度“國家安全晚宴”上，時任局長伯吉斯不再對該機構的“安全”角色支支吾吾，反而大談特談。

　　ASD實為澳大利亞的“網軍”，該機構的格言是“揭開他人的秘密，保守自己的秘密”。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曾分析說，通俗講，ASD就是“抓黑客的黑客”。據該媒體披露，華為之所以被澳政府拒之5G招標門外，關鍵就在于ASD的幾份呈文。而它的“開窗”之舉，也成為澳情報組織突然開展的一系列高調行動之一。

　　曾經，澳情報機構的總部大多位于墨爾本，而政策部門在堪培拉，后來雙方合作開始增多，澳情報界也不斷擴張。2017年底，澳大利亞成立了新的超級安全部門——內政部，統管情報和執法、移民和邊境保護等多個職能部門，目的是“讓澳大利亞更安全”。變革很快“固化”了ASIO和ASIS等機構在澳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突出地位，也使得澳安全機構前所未有的強大。

　　《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曾刊文稱，無論是禁止華為，還是通過反外國干涉法案，類似舉動都表明神秘的情報機構正在暗中舒展其肌肉，反映出堪培拉正在發生的權力格局變動。一名美國資深外交政策專家私下表示，澳情報機構的影響力已超過任何其他國家的同行，包括英國的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

　　陳弘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本是情報分享組織的“五眼聯盟”逐漸升級成經濟、外交聯盟，可以看到一個脈絡軌跡，即從情報機構上升到全政府或政府多部門的地位。“有時候，倒不一定是臺前的（澳）總理、外長的作用，他們是有黨派的，會更換，但情報機構等職能部門的人不變，會維持冷戰思維，尤其是對華鷹派。背后其實是他們在起作用。”

　　心甘情愿替美國“干臟活兒”？

　　“澳大利亞與四個朋友的全面監視”，德意志廣播電臺此前的一篇報道詳細介紹了ASIO在澳首都堪培拉的與眾不同：厚厚的墻、防彈鋼門、深層防護溝、防彈窗戶……總造價達5億歐元。這里是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監聽亞洲的一個中心，而它不只關注中國。根據協議，澳大利亞負責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所有國家。“這是我們的監視區，無論我們在哪里監視，我們都會與美國人分享。”堪培拉大學信息安全專家巴爾說。

　　據了解，澳大利亞的八個監測站能夠覆蓋整個亞洲大陸，它們攔截各種形式的衛星通信、監聽電話及閱讀電子郵件。對于中國內地和東南亞，從澳大利亞的松峽基地監視，ASIO現任局長伯吉斯就在該地的澳美聯合防務設施任過職，該基地位于沙漠地區，是美國保密級別最高的衛星跟蹤和導彈發射監控站點。對香港則在澳西海岸監視。

　　澳大利亞還參與代號“特等艙”等美國主導的情報項目。堪培拉還因監聽印尼領導人的電話而引發過外交危機。實際上，澳大利亞是代表美國安全部門進行間諜活動。有澳前情報部門官員抱怨道，澳美之間是“一條單向數據通道”，澳為美做“骯臟的工作”，美對澳國家安全卻很疏忽。

　　眾所周知，澳情報部門與美國關系密切，甚至稱得上是被美國主導。澳大利亞不僅帶頭封殺華為，其情報官員還和美國一道積極游說英國加入封禁之列。今年初，澳“金剛狼”在英國《泰晤士報》上發布聲明，激烈反對英國政府允許華為設備進入該國5G網絡。

　　澳大利亞知名學者休·懷特曾表示，在澳當前的外交政策制定中，國家安全“已成為一個咒語”，情報機構“似乎成為最終的地區法院”，結果是形成一種更粗暴、更神秘的行事方法，尤其是在對華關系方面。去年5月，澳大利亞即將迎來換屆大選前，澳前總理保羅·基廷公開抨擊澳情報部門的負責人是“瘋子”，操弄政府外交政策。

　　陳弘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現在情報機構在澳大利亞起的作用跟過去有所不同，不僅搜集和分析情報，有時還會把自己不能做的事情“釋放”出來，讓新聞單位來做。他們明明知道某些事情不屬實，自己出來說不利于自身形象，于是把料喂給新聞機構。就像去年的所謂“叛逃中國特工”王立強事件，后者被稱20多歲就在港臺指揮過重大情報活動等，對他進行曝光的就是澳媒體。澳情報部門的表態始終是關注到了，表示關切，撇清自己，而澳媒做出不負責任的報道后，不了了之。

　　德國《明鏡》周刊8月的一篇報道稱，曾幾何時，澳大利亞出口原材料和牛肉到中國，中國“輸出”留學生和旅游者，從而推動澳大利亞數十年的發展。但現在，澳大利亞面臨兩大挑戰：中國崛起與中美戰略競爭以及氣候變化。在美國官員敦促下，澳情報機構推動一系列措施，成為主導澳中關系的主要力量。而中國研究人員、企業家甚至親近中國的澳議員也被指控為間諜。

　　“澳大利亞對華外交進入誤區”，柏林國際政治學者維海恩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情報機構主導澳中關系，這很不正常。歐洲國家的情報機構有時也會發表一些未經證實的報告，但通常不會影響正常的外交關系。現在，ASIO等機構已嚴重影響中澳關系，而這些機構又受美國影響太大。實際上，澳大利亞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經濟已陷入幾十年以來未有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