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強

　　近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歐洲多國游走，從倫敦到哥本哈根，從布拉格到維也納，每到一站，他都猛烈造謠詆毀中國。尤其是提出所謂“清潔網絡”計劃之后，更是大肆渲染中國的“數字威脅”，極力說服其盟友拒絕使用華為5G設備，試圖在電信服務、應用程序、云服務、海底電纜建設等方面全面限制中國企業，構建一個將中國排除在外的所謂“清潔國家聯盟”。

　　全方位多層次圍堵中國

　　推動網絡脫鉤，只是美國開展對華戰略競爭的一環。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美國無所不用其極地遏制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勢頭，先后將中國的上百家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列入“黑名單”。

　　在科技冷戰之外，美國還妄圖開辟圍堵打壓中國的新舞臺。

　　在政治層面，一些美國政客極力渲染中國共產黨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公然挑動意識形態的對立，妄圖以價值觀為紐帶強化西方內部團結，以維護所謂“自由”“民主”的名義構筑制華統一戰線。

　　在地緣層面，美國深入推進“印太戰略”，鞏固傳統盟友、拉攏新興伙伴，全面加強雙邊和多邊的外交、防務、能源、基礎設施及數字建設合作，深度介入地區爭端和熱點事件，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中打入楔子。

　　在經濟層面，美國聯合歐洲和日本舉行多輪三邊經貿部長對話會，旨在發展出一套體現發達國家優勢的全球經貿規則，以達成限制和孤立中國的目的。

　　美國帶節奏?歐洲不會跟

　　美國樂此不疲地構筑“反華朋友圈”，效果并不理想。

　　西方陣營早已不是鐵板一塊。特朗普執政以來，秉持“美國優先”理念，對盟友予取予求甚至大打出手，導致美國的同盟體系特別是跨大西洋關系出現了明顯裂痕。

　　過去幾年，從執意挑起美歐貿易摩擦，到逼迫北約成員國增加國防支出，再到公然威脅制裁俄歐之間的“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美國對歐洲的經濟脅迫和肆意打壓絲毫不留情面。

　　特朗普政府一系列“退群毀約”的行徑，更是讓堅守多邊主義、信奉國際規則的歐洲盟友心生不滿。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單方面宣布與歐洲停航、頻頻截留歐洲抗疫物資、爭搶疫苗研發成果、任性退出世衛組織……美國咄咄逼人的做法，激起歐洲國家的極大憤慨。

　　面對一個霸道、傲慢、自私的美國，歐洲領導人對重建美歐關系形成了共識。法國總統馬克龍警告稱，不能再依靠美國來保衛歐洲，否則將“不再掌握自己的命運”。德國總理默克爾直言，必須“從根本上好好考慮未來的跨大西洋關系”。

　　在實踐層面，從倡導組建獨立于北約之外的“歐洲軍”，到打造旨在規避美國對伊朗制裁的貿易結算支付機制，歐洲邁出了抵制美國的關鍵步伐。

　　美國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旅客在出發區等候 王迎/攝

　　近期，24個歐盟成員國聯合發聲，共同抗議美國在“北溪-2”項目上的長臂制裁，這在冷戰后美歐互動中實屬罕見。顯然，一個裂痕不斷加深的跨大西洋聯盟，難以支撐美國打造反華聯盟的野心。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注定不會被美國帶偏節奏。

　　誠然，中歐發展階段不同，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存在差異，但雙方不存在根本的地緣政治沖突，在貿易、投資、互聯互通、數字經濟等領域存在廣泛共同利益。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中歐之間也進行了良性互動，雙方積極開展病毒溯源、疫苗和藥物研發、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等方面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與美國分化打壓歐洲、脅迫他國站隊的霸道做法不同，中國始終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不搞意識形態輸出，始終支持歐洲的一體化進程。在特朗普政府孤立主義、單邊主義作風的映襯下，中歐在維護自由貿易、推動全球治理方面似乎有更多共同語言。

　　今天的世界變了

　　放眼歐洲之外的世界，美國拼湊反華同盟的努力同樣收效甚微。

　　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不愿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在兩大國之間保持相對平衡才是其最優選擇。面對美國不斷推動南海局勢升溫的動作，東南亞相關國家沒有盲目跟進。

　　美國還在中印邊境爭端上拉偏架，鼓動印度全面抗衡中國。但是，新德里也不愿淪為華盛頓制華的“馬前卒”。就連澳大利亞這樣的鐵桿盟友，在對華關系上也不是完全唯美國馬首是瞻。

　　再看非洲、拉美、中東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他們真正關心的，不是如何配合美國孤立遏制中國，而是如何促進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對于美國喋喋不休的挑撥離間和空洞無物的政治說教，中國的貿易、投資和基礎設施合作，對他們推進現代化更能提供實實在在的助力。

　　說到底，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那個陣營分明的冷戰年代，中國更不是當年的蘇聯。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提醒的那樣，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里，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老框框內。在開放、合作、融通滾滾向前的21世紀，試圖復活冷戰、制造分裂有違歷史潮流，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追求和平、發展、繁榮的愿望相背。

　　美國與其這般遏制打壓中國，不如放下高高在上的霸權心態，認真思考如何與一個歷史、制度和文化不同且無意取代美國的中國實現共處。(作者系西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四川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