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民法典的講話中指出，民法典系統整合了新中國70多年來長期實踐形成的民事法律規范，汲取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優秀法律文化，借鑒了人類法治文明建設有益成果，是一部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實踐特色、時代特色的民法典。在世界范圍內，中國民法典首次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綠色原則”，并在物權編、合同編、侵權責任編中加以貫徹，形成了民法典的“綠色規則”體系，是人類法治文明成果與中華民族生態智慧與法律文化相結合的成功實踐。

　　中國民法典編纂的綠色發展之問

　　一方面，民法典編纂工作必須把憲法確定的“美麗中國”建設目標落到實處。2018年修訂的憲法，確立了“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把貫徹新發展理念寫入憲法，既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創造必要條件，也體現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要求人們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呵護自然，自覺而負責任地采取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生產生活方式，維護生態平衡。這些“憲法規范”為民法典提供了充分的“立法依據”。在民法典編纂中，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把“中國將按照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貫徹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為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清的生產生活環境”的要求落到實處，是時代所需、人民所盼。

　　另一方面，根源于西方哲學與法學理念、產生于“水磨風車”時代的民法典，以追求個人利益為“天職”，排斥生態環境保護等公共事務。民法典作為民法調整平等主體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基礎性法律，基于“人是萬物的尺度”的“主客二分”哲學，秉持“意思自治、契約自由”理念，建立了以所有權為核心的“我的地盤我做主”制度體系，確立了“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權利與權力邊界。此外，在西方法學理論中，民法典屬于典型的私法，是個人自治領域；環境保護法屬于公法，是公權規制領域。環境問題出現以后，西方發達國家都專門制定環境保護的法律，以公法形式在民法典外部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環境保護法律制度。

　　但是，傳統民法的內部的確存在人與自然關系高度緊張的問題，這也是引發人類生態環境困境的制度原因。一般而言，民法典通過調整財產關系來解決人與資源的關系問題。人是主體，自然是客體，在自然資源日益稀缺而人口迅速增長、欲求無限膨脹的情況下，人與資源關系越發緊張。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因為民法上的絕對所有權、意思自治、個人責任原則，才引發了人類不加節制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問題。因此，中國民法典編纂要在民法典內部建立促進綠色發展、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機制，必須直面傳統民法的哲學基礎、價值理念以及制度體系“天然排斥”環境保護的巨大挑戰，找到實現綠色發展理念和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向民法典規則轉化的切實路徑。

　　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生態之智

　　近年來，面對世界范圍內環境問題爆發的嚴峻現實，各國民法典均予以不同程度的回應。比如，奧地利、德國、法國、俄羅斯、瑞士民法典建立了“動物不是物”的新規則，要求對動物作為特殊客體加以保護；越南民法典規定：“民事行為必須符合環境保護規定?！睘蹩颂m民法典規定了環境安全權等。體現出在繼續秉持“意思自治、契約自由”的前提下，接納為保護環境公共利益而對個人自由限制的新理念，其成果應該為中國民法典所借鑒。但這些相對分散并著重于具體制度的“修正”，并未從根本上解決民法與環境保護的哲學基礎、價值取向、制度理念矛盾和沖突，對于欲將推動綠色發展、關切環境民生作為民法典內生動力和內在機制的中國民法典，顯然不夠。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也引領著中國民法典編纂工作從中國法律傳統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當我們把目光轉向悠久的中華文明史，終于找到了解決在民法典內部建立綠色發展機制的“金鑰匙”。人與自然的對立是產生環境問題的根源，本質上是人對自然的態度問題。與民法典自始就秉持的“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哲學觀不同，中國傳統文化秉持“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古代思想家們主張將天、地、人作為統一的和諧整體加以考慮，既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改造和利用自然；又尊重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在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基礎上生產生活，從而建立人與自然共存共榮、和諧發展的關系。在古代思想家們看來，“成己成物”也就是“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及“使萬物遂其生”的過程。實質是人、我兼顧，人、物兼顧。既不能鼓勵人類貪婪地攫取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環境，也不能完全禁止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處于饑寒交迫的境地。在這種倫理觀念引導下，人與自然可以實現和諧相處、共生雙贏。

　　中國古代法律中的“取之以時”“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原則，很好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樸素自然觀和“成己成物”的基本倫理。中國古代的環境立法中大多有“以時禁發”的規定。比如《秦律·田律》規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币螳@取自然資源必須順應四季氣候變化的法則和動植物生長發育的規律。《大元通制條格》規定：“中都四面各伍佰里地內，除打捕人戶依年例合納皮貨的野物打捕外，禁約不以是何人等，不得飛放打捕稚兔?！币笕藗儷@取自然資源必須有一定的限度，要有所節制，禁止破壞性、毀滅性開發。此外，中國有“諸法合體”的傳統，沒有私法、公法的區分。比如，《唐律疏議》規定：“其有穿穴垣墻，以出穢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本褪且孕谭ㄊ侄谓刮廴?，保護環境。

　　“綠色民法典”的生態文明時代之答

　　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法律思想，為我們提供了在民法典內部解決人與自然緊張關系、促進綠色發展的生態智慧。使我們可以在遵循民法典基本邏輯的同時，通過立法技術，既貫徹“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現代生態文明觀，也體現“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發展經濟是為了民生，保護生態環境同樣也是為了民生”的“人民中心”宗旨。民法基本原則是對民事活動的總括性規定，具有宣示民法核心價值、統領所有民事制度的地位和功能。民法典第9條規定的“綠色原則”，把延續古人“天人合一”觀的“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生態文明建設原則與“平等、自愿、誠實信用”等傳統民法基本原則置于同等地位，宣示綠色發展理念、確立生態安全和環境正義價值，限制民事活動可能造成的不利生態環境影響，為在民法內部建立民事主體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利益平衡機制，解決個人經濟利益與生態公共利益的矛盾與沖突提供觀念基礎與價值標準。

　　在民法典物權編中，既堅持傳統民法典秉持的“物有其主”“物盡其用”原則，又吸納中國古代“成己成物”倫理，按照“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綠水青山也是人民健康”的生態文明建設理念，建立“物權公益”“物權正義”制度。從私益和公益兩個方面，保護生態環境，保障人民環境福祉。比如，在環境私益保障方面，對人民生活中的用水、排水、通風、采光、日照及污染物質排放等常見生活性環境問題作出規定，確立保護美好生活環境的底線。在環境公益保障方面，明確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應當符合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要求，為環境公益保障建立反向激勵機制。

　　民法典合同編在堅持合同自治原則的同時，借鑒吸收中國古代“取之以時”“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法律思想，按照“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生態文明建設戰略，在原合同法基礎上增加與生態環境保護有關的條款，對經濟活動提出綠色要求。比如，將“避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明確規定為合同履行的綠色約束，將綠色原則作為合同履行的附隨義務；還增加了“舊物回收”義務和按照“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要求確定包裝方式的規定。

　　民法典侵權責任編在堅持傳統民法“自己責任”“私權救濟”原則的同時，借鑒中國古代諸法合體思維，按照“以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的生態文明建設要求，提高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行為的違法成本，建立生態環境保護的“公法義務，私法操作”機制，為民法典與專門環境立法的溝通與協調預留了廣闊空間。比如，專章規定“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擴大了環境侵權責任的規制類型與范圍。在原侵權責任法基礎上增設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規定，提高環境侵權的違法成本。尤其是增設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請求權主體與賠償范圍的規定，首次為我國的“綠色訴訟”提供完整的請求權依據，解決因先有環境立法后有民事立法、有司法實踐無法律依據所帶來的諸多問題，為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提供實體法基礎。

　　（作者：呂忠梅 作者系清華大學法學院雙聘教授、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研究會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