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新冠肺炎已成為全球大流行病。疫情暴發后，中國采取了嚴格的“封城”和“居家隔離”措施，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最初，歐洲媒體沒有太關注中國的經驗，個別媒體甚至嘲笑中國采取的行動。但是，這種流行病迅速蔓延到整個歐洲，受感染的病例和死亡人數大幅增加。

　　丁一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魏柳南：歐洲國家的醫療系統此前顯然沒有做好應對大流行病危機的準備。有人還認為全面隔離沒有必要，最好的解決方案是自然免疫等。實際上，除少數例外，歐洲國家都面臨著衛生系統存在薄弱環節的嚴峻現實。疫情發生初期，在一些歐洲媒體的報道中，中國采取的全面封城、使用無人機等嚴格防控措施是“專制”，是“侵犯人權”；但是，我們看到歐洲國家后來也采取了類似的措施。今天看來，采取這些措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顯而易見。這場危機結束時，我們有必要再做評估。

　　魏柳南（Lionel Vairon）法國國防部研究員

　　丁一凡：中國在抗擊國內疫情的同時，也盡自己的能力幫助其他國家抗疫。但是，中國向國外伸出的抗疫援手一度遭到了某些西方媒體的諷刺，它們將中國的援助描繪成中國想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宣傳工具。它們為什么對中國的援助如此懷疑？中國是有著儒家思想傳統的國家，孔子在2500多年前就倡導“仁愛”，這是人道主義的象征。16、17世紀，歐洲傳教士到達中國后，他們受到了孔子思想的極大啟發，把儒家思想介紹到了歐洲，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們都談到了孔子的“仁愛”。那時候，歐洲開始強調人道主義，中國和歐洲可以談論人道主義價值觀。當現代的中國只是出于人道主義幫助別國抗疫時，為什么一些西方媒體不再理解中國的人道主義了？

　　魏柳南：我認為，對某些西方人來說，當今已經不是以人道主義為中心目標的“哲學”時代，今天誰在談論歐洲的人道主義？我們處于一個沖突不斷的國際環境中，意識形態定位左右著一些人的思考。我認為，用儒家思想向歐洲解釋中國的態度很難取得成效。如今一些西方人眼里的世界是一種非黑即白的兩極世界，而有些人正試圖把中國描成黑的。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他們發起對中國的指控，就說明了這一新動向。中國正在不斷崛起并變得越來越重要，有的國家政府中一些人認為中國是威脅，因為他們自己應對疫情無能，行動緩慢，猶豫不決，只好靠利用民粹主義的宣傳表明他們還在保護民眾。

　　丁一凡：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暴發新冠肺炎疫情不久時，歐洲人沒有及時對其予以大力援助，圍繞抗疫，歐盟內部也出現了一些分歧。

　　魏柳南：歐盟發現自己處于矛盾狀態。一方面，某些國家（例如德國和北歐國家）的預算管理得當，不希望分擔某些南歐國家或法國管理不善的負擔。但是，正如我們在希臘危機中看到的那樣，歐洲人也很難放棄像意大利或西班牙這樣的國家，因為這會損害歐盟的基礎。如今，歐盟的困擾在于各成員國的政府迥然不同，它們不再擁有相同的政治或社會價值觀，它們的經濟利益可能會沖突，它們對歐盟未來的抱負不同。因此，越來越難以想象有一種危機能夠促進歐洲人的團結，即使未來再出現主權債務危機也無法改善這種情況。我們注意到，民族主義在歐洲的回潮非常大。盡管人們對歐盟寄托了很大希望，但歐盟本身已是氣喘吁吁了。如果這場疫情危機沒有讓歐洲人找到新的愿景、新的方法，那么我個人對歐盟的未來不感到樂觀。

　　丁一凡：這一次，中醫藥在治療新冠肺炎患者中起了重要作用。迄今，西藥沒有針對新冠病毒的特效藥，因此無法滅除由新冠病毒引起的流行病。中藥也不能殺死新冠病毒，但是中藥可以調節人體的免疫力，對防控流行病有效。歐洲人將來會改變對中醫藥的看法嗎？

　　魏柳南：顯而易見，越來越多的歐洲公民對替代醫學、芳香療法、反射療法、植物醫學越來越感興趣。但是，這種趨勢對制藥業構成了嚴重威脅，這個行業已經統治衛生部門數十年。例如，歐洲正在考慮制定有關香薰療法的法律，以便使它能走出藥房，走向社會，這將使相關制藥業能夠完全自主控制并獲得可觀的收益。我認為中醫藥在歐洲也面臨走向社會的問題。它顯然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歷史悠久，但它不符合制藥集團的經濟利益，而制藥集團對公共當局的游說力相當強大。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1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