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組老照片為我們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1997年的歷次重要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開始舉行，后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出席大會的有13人，代表50多名黨員。大會規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廢除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大會選出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195名黨員。大會制定了黨在現階段的奮斗目標即黨的最低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大會規定黨的最終奮斗目標即最高綱領是：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大會制定的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章程》，對黨員條件、黨的組織和黨的紀律等作了明確規定，初步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黨的二大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420名黨員。大會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規定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大會對黨章進行了具體修改。黨的三大對推進國共合作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運動具有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994名黨員。大會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大會對黨章進行了具體修改，其中明確規定以支部作為黨的基本單位。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中央局，陳獨秀為總書記。黨的四大推動了以五卅運動為標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來。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82人，代表57967名黨員。大會批評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但未能提出應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的正確方針。大會沒有修改黨章，會后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第三次修正章程決議案，其中主要的新內容有明確規定黨實行民主集中制，設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等。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陳獨秀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黨的五大未能在大革命走向失敗的危急關頭承擔起挽救革命的責任。

　　八七會議：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并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大革命失敗的緊急關頭，八七會議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蘇聯莫斯科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42人，代表4萬多名黨員。大會明確中國仍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指出在革命遭到嚴重失敗后新的革命浪潮還沒有到來，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大會對黨章進行了修改，其中不適當地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隸屬關系。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審查委員會。六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局會議選舉向忠發為政治局主席及常委會主席。黨的六大對革命運動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古田會議：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縣古田舉行的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問題等項決議案。決議案總結創建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以來的經驗教訓，著重強調加強思想建設的重要性，要求用無產階級思想來進行黨和軍隊的建設。古田會議決議是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解決了在農村環境中，在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如何從加強思想建設入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

　　遵義會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評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在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工作。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陜西子長縣瓦窯堡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特別是1935年華北事變后，由日本侵華引起的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關系的新變化，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瓦窯堡會議對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舉行。全會批準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基本上克服了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全會強調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并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全會進一步肯定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這次全會推動了黨的各項工作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六屆七中全會：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舉行。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使全黨的思想認識達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一致。這次全會標志著延安整風運動勝利結束，并為黨的七大作了充分準備。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121萬名黨員。大會制定了黨的政治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新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總結了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的經驗;概括了黨的三大優良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增加“總綱”部分，闡明了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組織原則等以及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和特點。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七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黨的七大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舉行。全會提出促進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方針，提出把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要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規定了全國勝利后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強調革命勝利后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作風。這次全會為建設新中國，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論上作了重要準備。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026人，候補代表107人，代表1073萬名黨員。大會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國內形勢，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發展社會生產力，把中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確定了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體現了執政黨的特點，主要有：根據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勢和新任務，明確指出“黨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強調發展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加強監督，貫徹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群眾路線;規定全國、省、縣黨的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等等。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八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黨的八大對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取得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代表2200萬名黨員。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的核心內容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大會通過的黨章對八大黨章的正確內容作了錯誤修改，并把林彪是“接班人”寫入總綱。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九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席。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是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49人，代表2800萬名黨員。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和經修改的黨章，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十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中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0人，代表3500多萬名黨員。大會宣告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但沒有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大會通過的經修改的黨章，雖然寫進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內容，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但也沿襲了九大、十大黨章中的一些錯誤提法。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黨的十一大沒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制定新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在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實際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全會取得一系列具有決定意義的成果：恢復和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提出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的方針。這次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從此，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以來的歷史作出正確總結，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全會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改選和增選，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這次全會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任務勝利完成。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補代表145人，代表3900多萬名黨員。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論斷。大會提出的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確定從1981年到20世紀末，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提出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特點和需要，強調要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堅強核心，并針對黨的現狀，提出對黨員、黨的干部和黨的基層組織的更嚴格的要求，對黨的組織制度、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紀律作了更充分、更具體的規定。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十二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鄧小平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黨的十二大對全面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4600多萬名黨員。大會提出并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將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完整地概括為：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大會規定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即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大會提出了加快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及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大會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辟新道路的歷史經驗作了初步概括，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大會對十二大黨章的部分條文作了修改。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十三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趙紫陽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陳云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喬石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中國共產黨十三屆四中全會：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并通過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于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黨內一切職務。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會強調要繼續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次全會標志著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產生。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5100多萬名黨員。大會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江澤民在報告中回顧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4年來的實踐，從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和依靠力量、實現祖國統一九個方面，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大會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抓緊制定總體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大會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寫入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及一系列方針、政策，對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提出切合實際的新的要求，強調把黨建設成為領導全國人民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的堅強核心。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十四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黨的十四大和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5800多萬名黨員。江澤民作《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大會以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為主題，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這個科學稱謂，并把這一理論作為指引黨繼續前進的旗幟。江澤民在報告中指出：鄧小平理論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大會進一步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并論述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政治、文化綱領及其相互關系。大會規劃了跨世紀發展的戰略部署，指出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從現在起到21世紀前10年這個時期中，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必須解決好的兩大課題，為此一定要牢牢抓住機遇，開拓進取。大會強調，實現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和任務，關鍵在于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進一步把黨建設好。大會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問題提出了新的論斷。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明確規定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指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十五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黨的十五大是在世紀之交召開的一次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大會，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大會。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供稿。執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張樹軍)(摘自《求是》雜志社2002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