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從“六穩”到“六保”，就業問題均擺在首位。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提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新就業形態’也是脫穎而出，要順勢而為。”、“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在湖北代表團參加審議時，明確指出要做好高校畢業生、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就業，做好保基本民生工作。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優先穩就業保民生”、“就業優先政策要全面強化”、“千方百計穩定和擴大就業”，“就業”一詞共出現39次。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青年就業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2020屆高校畢業生達874萬人，同比增加40萬人，畢業生人數再創歷史新高。疫情沖擊下，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如何破解？青年電商、外賣騎手、電競顧問等這部分靈活就業青年的權益如何得到保障？顯得尤為重要。

　　如何幫助青年們盡快適應職業化的要求？

　　在今年全國兩會中，就業成為政府工作報告中的熱詞。從“六穩”到“六保”，就業問題均擺在首位，其中，高校畢業生是重點就業群體。

　　今年，我國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874萬人，他們中有很大一部分即將走出校園，進入職場。然而從學生轉換成職場人，卻并沒有青年們想象得那樣輕松。“無縫對接”成為一種奢望，更多的人經歷著較為強烈的心理落差和不適應。

　　那么，到底什么是職業化？青年們應該如何盡快適應職業化的要求？高校、企業、社會在幫助青年職業化方面應該做出哪些嘗試和努力呢？

　　求職者：為適應職場要提前做好準備

　　從校門到社會，高校畢業生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適應職場？怎樣完成從學生思維向職場人思維的轉換？這些都是進入職場的青年群體需要思考的問題。

　　某Ａ股上市公司HR石俊揚認為，進入職場的青年在一開始就應該樹立四大認知。“第一是對應聘的公司要有正確的認知。要明白自己在職場里面即將扮演何種角色，應該用一種什么樣的心態來開展工作。第二是認同企業文化。這家公司對待員工的態度是什么，有哪些企業文化是激發我加入這家公司的愿景。第三是雙向選擇。你是否喜歡你的領導？他能否教會你成長？進入職場，領導也扮演了老師的角色，他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你、鍛煉你，讓你向更高處去。最后一個問題是你接觸的部門伙伴。自己是否能融入他們？我們都知道初入職場壓力是很大的，如果你來到一家公司，你不喜歡這個團隊，每天都很煎熬，這樣很容易導致辭職、跳槽，進而造成公司的人才流失。”

　　針對畢業生如何向職場思維轉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兩點建議：第一，畢業生到了企業一定要抱著比較謙虛的態度去學習。因為一個企業從創立到盈利，再到穩定運營甚至上市，這是一個慢慢成熟的過程，一定有其可取之處。第二，職場新人雖然不可以驕傲，但必須有自信。專業能力體現在我們的學習能力上，也體現于不斷前進的上進心。因此年輕人在求職時一定要意識到，應該做到不卑不亢，擺正自己的位置。如果能夠把這兩點做好，這些優秀的學生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平臺。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技術師范大學副校長許玲認為：“基層公務員崗位所需要的知識能力結構，以及勤奮態度、實干精神、較強執行力，經過職業教育培養的優秀畢業生是具備的，他們也能夠更好地勝任這些基層崗位。”她提到的所謂職業化素養，相信是很多大學生都需要提前了解和準備的基礎能力。

　　高校：為學生職業化素養提高賦予更多可能

　　生活節奏改變、工作壓力加大、人際關系困擾、自我定位迷失……當青年們在職場中再三碰壁時，便會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的：從學校進入職場，到底有哪些不同？為什么自己會遇到這么多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問題？其他經驗豐富的前輩們為什么總能有條不紊地完成各項工作，處理好人際關系？

　　事實上，進入職場后，就有職場自身一套對應的行為規范，這就是職業化。職業化是一種工作狀態的標準化、規范化、制度化，包含在工作中應該遵循的職業行為規范、職業素養以及匹配的職業技能。即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用合適的方式，說合適的話，做合適的事，不為個人情感所左右，冷靜且專業。

　　這是一套和大學學習的課程完全不同的標準體系，需要經過專門的訓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招生就業處處長楊鋒表示，針對學生們可能產生的職業化訓練不足問題，中科大已經通過各種方式來幫助學生實現角色的轉換，適應職業化需求。

　　一是加強職業生涯導航方面的培訓，每年均開展多場專題培訓，幫助畢業生樹立正確的擇業觀念，例如中科大大力鼓勵畢業生投身國防、軍工等重點部門，畢業生就職中國工程物理院的數量每年均位居全國之首；二是設立就業指導咨詢中心，常年接受畢業生的就業咨詢，就業季平均每天超過20人前來咨詢；三是每年均開展就業調查，將畢業生就業困難的原因反饋到學校人才培養部門，以改進培養過程，如調查得知學生外語口語能力需要提升，教務處每年組織專門的口語培訓班，提升外語實用能力，效果十分明顯；四是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使畢業生選擇到合適崗位的幾率大大提升，如中科大每年有四千余家企業前來招聘，專場招聘會1800場左右，畢業生的選擇空間較大；五是大力開展就業實踐基地的建設，每年組織多場企業考察行動，推動學生參加管培生計劃，協助學生參與各類企業實習，以實現畢業生和就業單位的長期雙向考察和磨合，提升擇業適合度和滿意度；六是學校推行學業導師制度，新生均安排導師，從入學初就重視職業生涯的規劃，這樣有利于將大學的培養和職業生涯完美貼合起來。

　　同時，他也提出了自己在進一步發揮高校作用方面的建議：首先，教學培養環節要為職業化培訓預留空間，如學時學分。不同發展方向的學生可以個性化利用這部分學時，高校也提供不同方向的教育資源。其次，高校進行職業能力培訓的重點應放在職業生涯指導方面，并且在入學之初就相應開展，高校的專業就業服務團隊、學工、導師等均是職業生涯指導的主要力量。第三，高校應有效利用外部資源開展職業化培養。高校的培訓特征勢必是理論性的，但職業素養的培養還需要沉浸式、體驗式的培養，必須利用社會力量開展。最后，高校要樹立“百花齊放、百業爭鳴”的就業文化氛圍，推動學生的就業渠道多元化、就業目標多元化，以正確的成功觀和人生觀熏陶學生。

　　為職業化培訓設置學分，將職業生涯指導和培訓前置，發揮導師的主要力量，這些創新的建議和方法都將為高校在學生職業化素養提高上賦予更多可能。

　　企業：為畢業生盡快適應職場盡全力

　　畢業生無法在短時間內適應市場，一方面高校需要為之搭建更好的橋梁，另一方面，用人單位作為畢業生的接收方，不僅會在招聘時加大對于學生職業化素養的考察，在入職后也應為畢業生盡快適應作出更多安排和部署。

　　科大訊飛作為國內頂尖的人工智能企業，針對年輕人的特點，為他們盡快培養職業素養進行了很多創新的嘗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我們在集團內部設立了‘導師制’，每個入職的新員工除了自己的直接上級，還會為其配備一位導師，這位導師是本部門的資深專業人員。新員工無論在工作上還是生活中遇到困難，都可以隨時找到這位沒有上下級關系的導師交流，包括租房子、出行方式這些事，都可以在第一時間解決。”

　　“導師制”實行以來，董涵瑜能夠明顯感受到新員工適應環境的時間更短了，工作上手也更快了。

　　除此以外，科大訊飛還通過訊飛大學來實現集團層面的職業素養培訓。“剛入職的新員工必須在六個月的試用期內修滿訊飛大學的學分，才能順利完成轉正。”

　　越來越多的企業愿意為年輕人的職業素養培養花費更多成本和心血。“現在很多企業更愿意去理解年輕人。包括領導們，也更愿意去適應我們的年輕人，以年輕人愿意理解的方式給予年輕人提升空間。因為年輕人身上有一種特性，就是他總能帶來很多新的東西，更多的公司高層愿意從年輕人身上獲得新的思想血液，這也是公司形成凝聚力的需要和不斷向前的動力。”石俊揚告訴記者。

　　我們相信，通過求職青年、高校和企業的共同努力，越來越多的青年能夠更快適應職場，出色地完成角色轉換，成為具有專業職業化素養的職場精英。

　　如何保障靈活就業青年的權益？

　　隨著電子商務、共享經濟等新業態的快速發展，青年的就業觀念和就業形態發生深刻變化，很多青年不再局限于“體制內”就業，甚至不再有傳統意義上的“工作單位”。他們的身份非常復雜，有通過網絡平臺提供服務但與平臺不發生勞動關系的，如青年電商、外賣騎手；有沒有用人單位、獨自提供服務并獲取報酬的，如健身教練、網絡主播；還有大量沒有列入國家《職業分類大典》的“新職業”，如民宿房東、收納師、電競顧問、CS教練等。

　　這部分靈活就業青年的權益保障、幸福生活，也成為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們關心的事。

　　全國政協委員、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部長王鋒就帶來了《關于改善靈活就業青年社會保障的提案》。

　　王鋒稱，目前，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社保的比例還比較低。2018年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4.1億人，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保的僅8000余萬人；醫療保險中，企業、機關事業、靈活就業三類人員參保的分別為2.15億人、6119萬人、4042萬人。以快遞小哥、外賣騎手為例，傳統的直營快遞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做得比較好，加盟制公司為了節約成本、減輕負擔而不繳納社會保險成為潛規則，外賣平臺更是沒有為“騎手”參保的法律義務。整體來看，物流快遞中缺乏社會保障的青年員工占21.1%，外賣快遞占47.8%。

　　靈活就業青年為何參保率低？

　　王鋒委員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現行社會保障體系還是按照實際存在勞動關系的傳統就業形態來設計的，與青年就業多元化趨勢相比存在脫節，仍然存在諸多政策障礙。

　　一是范圍界定不相契合。現有政策所指的靈活就業人員范圍，對新職業類型和新就業形式的針對性不強。

　　二是允許參保的項目少。靈活就業人員目前只能參加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部分地區可以參加失業保險。現有的工傷認定需要“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兩個基本條件，上下班交通事故等不認定為工傷，“快遞小哥”就很難參保工傷保險。

　　三是存在戶籍和身份限制。多數地方只統籌本地城鎮戶籍的靈活就業人員，外省戶籍的就業人員依然無法在工作地參保。

　　四是社保待遇水平低。由于勞動關系復雜，人事代理機構、網絡平臺最多只是代繳主體，不會承擔用人單位法律責任，他們能享受到的社保待遇水平很低。

　　五是社保轉移接續困難。靈活就業青年大多是異地就業，崗位更換頻繁，難以滿足社保連續足月繳費達到繳費年限的要求，也面臨賬戶轉移銜接困難。

　　依法享受社會保險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也明確提出，“青年就業權利保障更加完善，青年的薪資待遇、勞動保護、社會保險等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

　　為改善當前靈活就業青年社會保障狀況，立足現實國情，王鋒委員提出以下建議：

　　明確人員認定標準。借鑒國外經驗，對現有社保體系中“靈活就業人員”進行重新界定，適應新的就業類型和需要。建立靈活就業人員就業統計制度，為其參加各項社會保險的登記、繳費、核查和待遇領取提供基礎信息。

　　適時推動法律調整。推動修訂相關法律，對傳統的用人單位、勞動關系進行適當拓展，賦予網絡平臺相應的法律責任，逐步建立“非標準勞動關系”的社會保障制度。

　　明確重點保障對象。突出青年農民工、快遞和外賣從業青年、個體經營青年等重點保障群體，對風險較大的社會保險強制參保（如工傷、失業保險），風險較小的社會保險通過政策引導鼓勵參保（如生育保險）。

　　逐步取消參保限制。放開參加各項保險的戶籍限制，探索繳費基數與地區平均工資脫鉤的辦法，待遇享受時由戶籍地領取轉為參保地或戶籍地自由選擇領取。修改目前的工傷認定標準，針對靈活就業青年建立職業傷害保障制度。

　　改進經辦服務流程。根據靈活就業青年的實際，允許以月繳、季繳、年繳等多種方式繳費，建立一次性補繳和中斷后再補繳政策。建立全國統籌的社保機制和數據庫，實現五險合一管理和社保基金“跟人走”，解決社保關系的轉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