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每當有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發生，就會引發“該不該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討論。這樣的討論也持續到了本次人代會的會場。有代表贊同，認為應該降低刑責年齡發揮刑法的震懾作用，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律師協會副會長馮帆就持這一觀點。但也有代表反對，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律師協會會長尚倫生和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方燕就都認為，單純降低刑責年齡并不能解決問題。

　　尚倫生表示，一些人之所以認為應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就是為了打擊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但是刑法不是萬能的，“不是說降低了刑事責任年齡，12歲、13歲的孩子就不犯罪了。這就如同刑法當中規定，職務犯罪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是一些領導干部仍然前赴后繼，有的被判了死刑或終身監禁，可是后面還有人創造了新的貪腐數額。所以從這上面看，刑法確實不是萬能的，我們要拋棄刑法萬能的這種思想理念”。

　　馮帆則提出，“我贊同降低刑責年齡，刑法確實不是萬能的，但是如果刑法沒有威懾力是萬萬不行的”。

　　從事了近24年少年審判工作的全國人大代表、廣州中院少年家事審判庭庭長陳海儀認為，應該以審慎的態度看待刑責年齡，并且一定要基于相應的數據和理論分析。

　　觀點交鋒1

　　是否應當參照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年齡？

　　尚倫生認為，主張降低刑責年齡的觀點中，普遍采用一個論據，就是民法中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年齡為8周歲以上，認為參照民法中的規定也應當降低刑責年齡。“我覺得這是兩個性質的問題，一個是刑事的問題，一個是民事的問題，刑事的問題屬于公法規范的范圍；民事的問題屬于民法規范的范圍，也就是私法規范的范圍。私法可以寬容，可以放得更寬一些。但是公法或者說刑法對刑事責任的調整一定要嚴格把握，不能隨意降低”。

　　馮帆則表示，民法總則之所以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降低為8周歲，“是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孩子接受事物的能力越來越強，認知力在不斷提高，甚至身體發育狀態都比過去強壯。所以從心理年齡和生理年齡來說，如果14歲以下都不承擔任何責任，可能跟現在孩子的成長狀況是不相匹配的”。

　　她表示，刑法作為公法、民法作為私法，二者確有不同，但是，主張參照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年齡適當調低刑責年齡，并不涉及公法與私法的關系，并不是要將刑責年齡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年齡調到同一個標椎，而是在刑法現行的刑責年齡基礎上適度下調，避免未滿14周歲的低齡暴力犯罪“一放了之”。

　　觀點交鋒2

　　低齡暴力犯罪數量少不具有普遍性？

　　尚倫生認為，衡量刑責年齡該不該降低，應當考慮到刑法的謙抑性，“刑法一定要有度，即便是冰冷的刑法也一定要有溫度，特別是在青少年方面，要給予特殊的保護，甚至說在某些時候是網開一面的，包括我們刑法當中的前科消滅制度、分層制度等等，都是對青少年的一種特殊保護”。

　　他表示，現實中雖然有14周歲以下惡性犯罪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但是比例很小，“這種事情但凡發生了，大概都在媒體上曝光了。一年也就這么一兩起，或者三五起。在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里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小的數字”。而刑法規制行為一定要帶有普遍性或者全面性。極個別的情況如果在刑法中被規定為犯罪，“有點顧此失彼，沒有顧全大局，沒有體現出國家對未成年人的愛，沒有體現出國家的情懷。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或者法制文明的程度越高，對青少年的容忍度和寬容度越大”。

　　陳海儀也強調了數據基礎的重要性，她認為，首先要有數據基礎，來判斷涉罪的未成年人是否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數量，而不是因為個案做決定。“法律是有滯后性的，法律的制定需要綜合考量各個因素，首先必須要對數據進行有效分析，提供科學而客觀的依據。”

　　此外，她表示，從國際整體趨勢來看，14周歲是一個科學合理的年齡界限。“我應該和心理學專家，倫理學專家，社會學專家共同探討這個問題。”

　　方燕也表示，去年兩會期間她還主張降低刑責年齡，但是經過一年多的調研，觀點已經改變，認為單純降低刑責年齡并不能解決問題，“我原有的想法動搖了，為什么？一個就是低齡化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在整個未成年人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客觀講還不占大多數，不具有普遍性”。

　　馮帆則認為，雖然低齡暴力犯罪數量少，但是其主觀惡意和危害傳播效應很大，比如弒母案，“雖然一年可能在沒有幾起，但是其他的青少年看了以后，覺得還不用承擔任何相應的刑事責任，這就給其他的青少年造成一種負面的消極作用”。

　　馮帆表示，刑法確實需要遵循謙抑性原則，青少年也確實需要保護，“但我覺得這要有一個度。這個度應該隨著社會的發展，青少年的認知能力的發展，去重新做一個考量。什么樣的年齡段對自己行為能力的認知程度，應該和行為后果之間有一個相應的匹配。所以我認為不能因為案件數量少，就對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采取不追究刑事責任這樣的特別的寬容和保護。其實保護未成年人的方式有很多，可以考慮在量刑方面酌情減輕刑罰”。

　　觀點交鋒3

　　是激活收容教養制度，還是社會矯治？

　　方燕表示，調研過程中發現，如果一味降低刑責年齡，意味著有更多的低齡未成年人進監獄，“監獄是一個魚龍混雜的地方，可能會形成一種監獄化的人格。這些孩子很年輕，未來是要走向社會的。那么他如何回歸社會？將來會不會成為社會的不安定的因素？這是特別需要思考的問題”。

　　她說一年多來一直在糾結，在搖擺，然后再論證，“最后論證來論證去，認為在現行的刑事責任年齡的情況下，先完善我們的收容教養制度，然后再對這種低齡未成年人的罪錯行為進行懲治與矯正相結合，這條路可能是中間路線， 但是是理智的、可行的”。

　　本次人代會，她提交了議案，建議激活收容教養制度，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繼續保留收容教養制度并加以完善，做出立法解釋使其具有法律依據，在審理和決定程序上實現司法化，并由民政部門領導，司法行政部門協助，成立專門的收容教養所。

　　尚倫生則認為，不論是追究刑事責任，還是送入收容教養機構，都會引發一個問題，“污染的傳播，毛病會互相傳播互相污染，就是說這娃娃進去的時候是一個毛病，出來的時候可能成了10個毛病了，一項全能可能成了10項全能”。

　　因此，他不主張將來再有收容教養所，建議采用社會矯正制度，“現在不是有司法所嗎？司法所對于監外執行、免于刑事處罰以及保外就醫的，都實行社會上的改造，監管社會矯正。對于未滿14歲的孩子他犯了罪的，盡管不追究刑事責任，但送到司法所，家長、學校簽責任書，把責任落到學校、司法所和家長的身上。這種挽救教育方式遠遠大于收容教育所那種封閉起來的方法，對孩子的成長、融入社會都非常有好處”。

　　馮帆則表示，對于未滿14周歲的低齡暴力犯罪，目前還沒有合適的、有效的教育挽救制度，“所以我認為刑責年齡可以隨著社會發展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這是我支持的一個理由”，她說，有人認為追究刑責、關入監獄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長，但是實際上監獄除了懲罰，其實也同樣有教育的功能，“可以針對青少年做一些特殊的安排，這并不妨礙對青少年的教育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