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孕女職工因被診斷先兆流產需休養，在微信向上司請假后,被公司以“曠工”為由解雇。5月12日，新快報記者從廣州市增城區人民法院獲悉，法院最終認定，該公司屬于違法解除勞動合同，需支付約22萬元賠償金。（5月13日《新快報》） 
　　這里需要關注的是“微信請假”算不算“正規請假”。在這家公司看來，“微信請假”是不行的，不是“正規請假”。“正規請假”需要“當面請假”，需要按照程序書寫紙質請假條，需要領導層層審批之后，才能是“領導同意”。似乎，說的也有道理，沒有紙質請假條能叫請假嗎？ 
　　如果放在幾十年前來看，強調“必須有紙質請假條”是合適的。那個時候信息落后，我們很多工作，很多程序，只能依靠“紙質的東西留存證據”。可是，放在眼下來看，如果一家企業容不下“微信請假”，說小點是教條主義，是沒有與時俱進，說大點就是故意找茬了。 
　　想起最近看的一則新聞：“微信證據”可以作為“呈堂證供”，微信上的交流，QQ上的交流，都可以作為證據，只要將證據固定了，證明證據是真實的，在法院審理環節 “微信證據”就能被采納。應該說，這是司法工作的與時俱進。信息時代到來了，理應給“電子證據”更多寬廣的空間。那么，既然“微信證據”都能成為被法律認可的“呈堂證供”，為何就不能寬容“微信請假”呢？ 
　　“微信請假”是信息時代帶來的便利。比如，有的時候，我們會給領導打個電話請假，“電話請假”就是電話普及之后帶來的便利。那么，信息時代之后，請假的方式就應該更加多元化了。 
　　不是只有“當面請假”才是請假，“紙質請假”不該是唯一的請假方式。世界多元化，載體多樣化，請假的方式也應該能容得下一個“微信請假”，因為“微信請假”也能表達請假的訴求，在微信里也能進行請假的審批，而且有的時候情況緊急，不適合教條地采用“紙質請假”的辦法，就像報道中提及的這位女職工，她就情況比較特殊，不適合跑到單位“當面請假”。 
　　值得肯定的是，法院的判決維護了“微信請假”的權益。這起案例告訴我們，“微信請假”是一種新的請假方式，那種認為只有用紙質請假才算請假的教條，現而今，已經行不通了！（作者系天府評論新聞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