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救濟式扶貧到開發式扶貧再到精準扶貧，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出臺實施了一系列中長期扶貧規劃，探索出一條符合國情的農村扶貧開發道路。70年，我們何以取得歷史性重大成就？貧困地區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打贏打好脫貧攻堅戰下一步如何發力？記者采訪了業內專家。

　　制度優勢與扶貧模式共同創造減貧奇跡

　　以現行標準衡量，1978年末我國農村貧困發生率高達97.5%，農村貧困人口7.7億人，而截至2018年底，只剩下1660萬人未脫貧。2013—2018年6年來，農村累計減貧8239萬人，連續6年平均每年減貧1300多萬人。“中國貧困人口的減少規模和速度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汪三貴說。

　　世界銀行發布的一份報告稱，中國在快速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方面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不少國外專家發出了“中國為什么能”的感嘆。

　　——靠的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華中科技大學中國南方減貧與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洪紹華認為，帶領廣大人民脫貧致富奔小康，成為黨和國家的一個施政目標，這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辦成事的優勢。

　　黨的十八大以來，五級書記抓扶貧，形成強有力的領導。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舉國之力大攻堅。280多萬駐村干部、第一書記奔赴脫貧一線，與貧困群眾匯成強大合力。“制度供給強有力，統籌各種資源，迅速投向最需要的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李小云說。

　　——靠的是與時俱進科學的扶貧模式。“精準扶貧是以提高瞄準精度為核心，更加科學、有效的扶貧模式。”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后凱說。以就業扶貧為例，2018年新增勞動力轉移就業259萬人；實現77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就近就業。

　　貧困戶生活質量全面提高，地區差距縮小

　　過去我國曾面臨普遍性的貧困。如今，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生活環境明顯改善，生活質量全面提高。

　　——腰包越來越鼓。2018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371元，是2012年的1.99倍，比全國農村平均增速快2.3個百分點。

　　——短板加快補齊。截至2018年末，貧困地區通電的自然村接近全覆蓋；通電話、通有線電視信號、通寬帶的自然村比重分別達到99.2%、88.1%、81.9%。

　　——保障網越織越密。2018年，貧困地區居住在鋼筋混凝土房或磚混材料房的農戶比重為67.4%；貧困地區農村擁有合法行醫證醫生或衛生員的行政村比重為92.4%。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加大對貧困地區尤其是深度貧困地區扶持力度，推進東西部地區扶貧協作，區域性減貧成效明顯。“貧困地區和其他地區的差距是地理環境、資源條件和歷史原因造成的。”汪三貴說，扶貧開發的目標就是要盡量縮小差距，通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不斷積累，提高經濟活動效率，降低流通成本，改善公共服務。

　　“縮小地區差距是一個長期過程。”魏后凱說，確保貧困地區發展更高增速是縮小貧困地區與其他地區差距的前提條件，要依靠科技和制度創新，激活貧困地區各類資源，變潛在資源優勢為現實經濟優勢。

　　要形成可持續的長效機制，防止返貧

　　今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關鍵一年。從面上看，“三保障”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和突出問題；從點上看，深度貧困地區依然是最難啃的“硬骨頭”。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魏后凱說，剩余貧困人口大多集中在自然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的深度貧困地區，而且相當大部分是因病因殘致貧、缺乏勞動能力的特殊困難群體，脫貧難度大。要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和特殊貧困群體，切實提高脫貧質量，增強脫貧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既要解決好眼下問題，更要形成可持續的長效機制。”李小云認為，要有能有效兜底的制度保障，還要有可持續發展的脫貧產業支撐。

　　魏后凱指出，要想真正穩定脫貧，必須長短結合、標本兼治，通過發展長效扶貧產業，建立起農民穩定增收的長效機制，防止脫貧人口再返貧。

　　如何“控增”、怎樣“防返”，不僅是當前要攻克的難點，也是2020年后必須長效解決的難題。“絕對貧困問題解決后，減貧需要由扶貧向防貧轉變。”洪紹華說，相對貧困將長期存在，脫貧攻堅戰奪取全面勝利后，精準扶貧仍需繼續努力，不可有絲毫松勁。

　　汪三貴說，絕對貧困問題得到解決后，扶貧開發的重點應轉向進一步縮小區域和人群在收入、消費、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差距。要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防止相對貧困人口陷入絕對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