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在古城西安舉行的中國犯罪學學會第28屆學術研討會上,首部《中國犯罪治理藍皮書——犯罪態勢與研究報告(2018)》(以下簡稱《藍皮書》)發布。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萬春、陜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楊春雷、陜西省委政法委副書記陳明、西北政法大學校長楊宗科,以及來自各界代表近200余人共同見證了這件中國犯罪學歷史上具有開創意義的大事。

　　黨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戰略判斷,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有更高水平、更豐富內涵的需求。如何更快更強地推動中國犯罪學研究的新時代轉型,更好更優地為國家和社會提供犯罪學研究產品,是中國犯罪學所面臨的重大時代使命,《藍皮書》正是對這一時代使命的一種探索。

　　中國犯罪學學會會長、《藍皮書》主編黃河透露,以后每年都將有一部反映中國犯罪治理現狀的《藍皮書》出版。《藍皮書》為我國犯罪學研究人員提供了完整的數據,結束了我國犯罪學研究缺少數據的歷史,為我國犯罪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數據的長期積累會描繪出我國犯罪治理的歷史軌跡,為國家層面制定刑事政策提供客觀的理論依據,期望能夠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現代化提供智識和力量。

　　記者從發布會上了解到,《藍皮書》聚焦中國犯罪學的學術熱點、引導中國犯罪學的研究方向、展現中國犯罪學的年度狀況,由黃河倡議,中國犯罪學學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大學應培禮教授擔任《藍皮書》執行主編,依托華東政法大學犯罪學學科的骨干教師,同時吸納校內外專家學者組成項目團隊共同編撰而成,是中國犯罪學學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犯罪學學界共同努力的結果。

　　首次提出犯罪治理指數模型,是數據分析科學在犯罪學中應用的一種有益嘗試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藍皮書》所提出的犯罪治理指數模型,克服了單純采用犯罪率評價犯罪治理狀況的缺陷。模型所采用的指標均來源于官方統計的公開數據,非問卷調查形式的主觀評分,更加具有客觀性。整個指標體系共設犯罪治理成效、犯罪治理條件兩個一級指標,犯罪鐘、犯罪率、人口密度、GDP等4個二級指標。

　　應培禮介紹,由于屬于首次嘗試、受數據來源較少、引入的指標不多,以及模型還存在一定局限性,因而在評價一個地區犯罪治理水平時尚不能完全與真實情況相對應。但是相較于傳統僅以犯罪率進行評價的方法,這是一次進步,對于統一評價各地犯罪治理情況是一種有意義的探索。

　　首部全面統計犯罪數據及梳理犯罪學發展的文獻,具有里程碑式意義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王其江對《藍皮書》的發布給予了高度評價,并要求中國犯罪學學會要從學術研究向“學術研究+智庫”轉換,明確國家智庫功能,要把學術成果、研究成果盡量轉化為中國法治建設意見建議,并將《藍皮書》的核心內容形成專題報告。

　　全國杰出資深法學家、中國犯罪學學會高級學術顧問、北京大學教授儲槐植表示,《藍皮書》是我國第一本全面統計犯罪數據及梳理犯罪學發展的文獻。犯罪學是刑法學研究的重要入口,刑法學和犯罪學只有立足于中國的犯罪現象展開研究,才能解決在中國的犯罪治理進程中遇到的實際問題。《藍皮書》具有重要的科研價值。

　　中國犯罪學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牧認為,《藍皮書》的發表,在我國犯罪學史上是一件開創性的大事,對國家犯罪治理和犯罪學理論研究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從此,我國犯罪學研究資料不足、實證研究不夠、社會價值不高的局面,將會一定程度地逐漸得到改善。從而有利于國家有關部門和全社會對犯罪治理意義的認識,有利于提高我國犯罪治理水平和效果。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吳宗憲教授表示,《藍皮書》的編寫和出版,至少具有三方面的重要價值:是一項具有創新性的重要應用性研究成果；是反映我國犯罪學研究狀況的重要載體；是推動我國犯罪學研究繼續發展的重要文獻。

　　黃河強調,中國犯罪學的研究范式不能異化,要始終保有學術的初心。《藍皮書》旨在通過《中國法律年鑒》、各省年鑒、全國兩會兩高報告等各種途徑,搜集和整理已經公開發布的犯罪數據,形成口徑統一、標準一致的年度數據匯編,呈現年度中國犯罪整體態勢,為中國犯罪學學人解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難題；其次,中國犯罪學的研究成果要觀照現實,不能搞“閉門造車”書齋式的研究,中國犯罪學要以服務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政策制定為己任,要倡導緊密貼合刑事政策科學化的理論研究；最后,中國犯罪學的學科影響要面向社會,不能辦成一小群專業人士的自娛自樂。為此,中國犯罪學學會決定在華東政法大學設立“中國犯罪治理藍皮書項目研究基地”,平臺對理論界和實務界開放。中國犯罪學要以積極的政策引導和有效的犯罪防控為目標,不僅要聚焦于犯罪學研究之一隅,還要更為廣泛地將學術成果輻射到交叉學科、影響到社會大眾,通過形成犯罪治理共識,推動刑事政策的規范化、科學化、有效化,不斷提升中國犯罪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