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共和國的故事成為全民記憶

　　著名導演、《我和我的祖國》總制片人 黃建新

　　開始籌拍《我和我的祖國》是在去年10月。我們希望拍出一部跟普通老百姓關系比較密切的獻禮影片，主角是普通人——不是全國勞模，不是出現在報紙上的人物，而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有缺點、然而內心深處非常善良的人，在做好事的那一瞬間，他們會心生驕傲之感，感覺到自己的偉大。

　　我們成立了一個小組，整理出從1949年到今天中國發生過的大事，繼而從中選擇出讓全國人民都有記憶，能夠讓人產生濃烈情感的歷史事件。經過多次篩選，我們從三十幾件事中確定下來7件事，分配給7位導演。導演根據他們各自的藝術特點和偏好“認領”其中的某一個歷史事件，比方寧浩說他拍“奧運”，徐崢說拍“女排”。最難拍的是“開國”，因管虎當時在國外，最晚“認領”，只好接受了這個任務。

　　由幾個短片組合成一部電影，這樣的創作是很有難度的。我們把全世界的資料查了一遍，成功的例子比較少，因為最大的問題是人物、事件都無法連貫。討論了一個多月，大家達成共識，能讓7個短片具有連貫性的是影片的總體氣質和濃烈情感。我們成立了7個攝制組——參與這部電影制作的工作人員超過3000人，加上后期特技則達到了5000人。這樣做是為了充分展現每位導演的風格和特色，保證藝術創作的自由度，將情感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這樣才能與觀眾共情，與人民共情，與共和國的歷史共情。這是全片的核心，抓住了這個核心，一切就好辦了。我們有7個最好的導演，有7個最好的團隊——優秀的編劇、優秀的攝影師、優秀的美術師、優秀的作曲，當然還有優秀的演員。每一個導演都在暗暗較勁，都覺得自己應該做到最好。

　　拍攝這部片子的過程中，我們在許多細節上做到了精益求精。我們構思用毛筆、鋼筆、鉛筆的書寫進入一個個歷史事件，然而電影的團隊不擅長拍攝這樣的鏡頭，于是我們找到中國最好的廣告團隊去完成。又比如，每部電影片頭都會有電影公司大大的動態logo，然而對于《我和我的祖國》這部電影來說，這樣的方式并不合適，所以我們商量，在片頭靜靜飄揚起一面紅旗，公司名以其他方式出現，而紅旗則是升格到2000格拍攝的，飄揚起來如流水一般，極為動人，王菲的歌聲也讓觀眾迅速進入電影的情境中。

　　盡管從情感上實現了整部片子的連貫，我們心里還是沒有底。在點映過程中，有一場觀眾是“90后”的孩子，讓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們哭了。有過那些經歷的中老年人哭不足為奇，我萬萬沒想到，它能讓年輕的“90后”落淚。我一個好朋友平日很少看電影，他特地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他看了《我和我的祖國》，哭得很厲害，“故事里說的就是我們呀”。我想，正是電影里的那些普通人打動了觀眾。當然，電影里還藏著一個最重要的主角，那就是共和國，這些故事展現的正是共和國如何在這70年里一步一步地成長發展起來。多少年來，共和國取得的成就一直裝在老百姓的心里，在70周年華誕的這個時間點，《我和我的祖國》瞬間點燃了人們的激情。

　　我們以前拍的很多主旋律電影在豆瓣上評分并不高，不過6點幾分，然而《我和我的祖國》在豆瓣得到了8分，在貓眼是9.7分。在網站開展了多年的觀眾滿意度調查里，《我和我的祖國》在200多部電影里名列第一。

　　觀眾的認可帶給我們啟示，一部電影想要產生攝人心魄的力量，一定要從感性層面去打動觀眾——只要與時代共鳴，與觀眾共情，我們電影創作的空間就會變得越來越廣闊。

　　讓“中國式大片”扛起中國電影市場

　　博納影業董事長、《中國機長》出品人 于冬

　　前兩天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五周年，回顧博納影業的這五年，我們正是貫徹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推出了一系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的“中國式大片”。其中，《中國機長》在國慶檔取得26億元票房，令人矚目。

　　《中國機長》的選題有很大難度，影片根據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機組的真實經歷改編而成。川航機長在危急關頭成功備降，成為中國的民航英雄，這一事件轟動了全國。當時有很多電影制作公司想拍這個題材，我記得參與競爭的有20多家，最后確定由博納影業來拍，我們很是興奮。然而，興奮的情緒很快變成了一種壓力。這個題材沒有懸念，觀眾在進場之前就已知曉結果。何況真實事件不過35分鐘，如何在兩個小時的片子里展現？這就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要面對的問題。

　　博納想把這個題材搬上銀幕，其目的更多的是一種對抗——對抗遺忘。文字的記錄也好，新聞報道也好，往往轉瞬即逝，事件很快湮沒在時間的洪流中，包括那些普通人身上不平凡的閃光點。電影以影像的方式對故事進行真實再現，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從而讓人們長久地銘記。這又讓我想起《烈火英雄》，7·16大連輸油管道爆炸事故的影響那么大，卻沒有人將它搬上銀幕，時間過去，事件也漸漸被人遺忘。博納將它搬上銀幕，讓全社會又一次將視線投向消防員，對他們表達深深的敬意。

　　民航人員給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光鮮的外表，我們并不知道他們背后日復一日的專業化訓練和所思所感。為了拍攝電影，我們走近民航英雄，深深地被他們感動。劉川健機長說，首先要敬畏生命。他可以跳傘，但機長跟船長一樣，都必須最后一個離開飛機。第二要敬畏職責。職責是什么？肩上四道杠，袖上四道杠，比副駕駛多出的這一道杠就是職責。第三是敬畏規章。36個動作，劉川健一個都不少，在完全失壓、缺氧的高空環境下，36個動作全部規范完成，這體現的是職業化訓練和嚴謹的作風，很了不起。

　　談到這部片子的拍攝，我們首先做到了真實還原。我們努力去還原故事，還原人物的情感和日常生活。演員根據人物原型去摸索自己的表演方式，越真實越好，包括每一句臺詞。其次是精良的制作。中國沒有一個專供拍攝電影的模擬機艙，通過各方面協調，終于在3個月的時間里造了一架模擬機，可以模擬飛機的各種飛行動作，可以拆分成幾個部分。當然，制作的精良不僅在于技術層面，還包括在情感上讓觀眾產生共鳴。

　　這部電影沒有一句口號，然而，為什么觀眾會落淚？我看到網友這樣的評語：“即使你事先知道結局，依然會淚流滿面。”他哭的不僅是電影里感人的情節，還有電影里自己的影子，雖然是平凡普通的，然而最終被點贊、肯定——這正是觀眾的共鳴。正因此，電影獲得了很多年輕人的認可。

　　今天，很多影視作品中的人物還不如原型來得感人，這是我們在創作過程中出了問題。我們有很好的現代電影的語境、現代電影的制作手段來展現那些感動中國的人物、事件。《中國機長》正是一個很好的范例。

　　回顧過去的五年，博納在主旋律大片的拍攝上做出了不懈努力。《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得到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紅海行動》在當年的春節檔“逆襲”眾多喜劇片，取得36.5億元的票房。今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博納影業推出《烈火英雄》《決勝時刻》《中國機長》。三部電影的集中推出也體現了博納影業在主旋律商業大片上的成熟運作。它們的成功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我們有能力拍好“中國式大片”，“中國式大片”能夠扛起中國的電影市場。

　　讓創作難度變成藝術高度

　　上影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攀登者》出品人 任仲倫

　　我們欣喜于共和國歷史上最強的電影國慶檔：從9月30日到10月7日，它以50.5億元票房和1.35億觀影人次，呈現了中國電影繁榮的新景象，并融入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盛典。作為上影人，我們欣喜于上影出品的《攀登者》成為亮相其中的瑰麗風景。

　　今年也是上海電影制片廠成立70周年，每當重要歷史時刻，我們總渴望創作出優秀電影，以表達對歷史的敬意。作為中國首部講述攀登珠峰故事的電影，《攀登者》的創作是具有難度的。我們的創作初心是讓影片的氣質、氣勢與當年攀登珠峰的中國登山英雄的氣概相呼應，拍攝一部表現中國英雄、表現東方敘述、表現現代視效技術的“中國式大片”。于是，我們為自己設定了創作難度。

　　創作是需要有創新的。

　　中國英雄是影片的精神脊梁。影片以1960年和1975年中國登山隊兩次從北坡登頂珠峰為主情節，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聚焦以方五洲、徐纓和曲松林為代表的登山英雄群像，或感天動地，或驚心動魄，深入地表現了他們的情懷、命運與情感。吳京、章子怡、張譯、王景春、井柏然和胡歌等演員的表演是有力量的。有網評說這部影片沒有配角，我認為這是準確的。

　　東方敘事是影片的審美特色。我們在籌拍時觀摩了許多國外登山題材的影片，它們大多以登山者在生死時刻的人性為重要的展現內容，以紀實性為敘說風格，我們也從中看到了登山題材的局限，比如空間的局限、表演的局限等。我們就想，能否突破西方登山電影模式，借助東方敘事的方法，融合冒險與動作類型特色，拍攝出精彩好看的中國登山電影。我們現在看到的“方五洲飛越冰崖”“大風口眾人飛旋”等段落，已經成為影片中最為精彩的核心“唱段”。在此，我表示對李仁港導演和徐克導演杰出想象力的欽佩。

　　視效技術成就了影片的視聽魅力。登山題材的電影若沒有最先進的特效，就沒有了視聽的震撼。這種視效應該源于日常經驗，還要超越日常經驗。比如，觀眾對雪崩未必經歷過，但對雪的感覺是有的，這就需要影片更加精益求精。現在看《攀登者》的自然特效，達到了既自然又傳神。

　　正是因為把創作難度變成藝術高度，《攀登者》才得以成功，與《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一起，創造了國慶檔的驕人成績。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這種成就，既來自藝術家的創作，更來自國家力量的支撐，來自觀眾的共鳴，來自電影工業的蓬勃發展，來自電影市場的廣闊空間。共和國70年的輝煌成就激發了觀眾的愛國主義熱情——當觀眾的愛國情與影片洋溢的激情相遇，便出現了國慶檔的觀影熱潮。這幾部電影各有千秋，無論是創作還是制作，都體現了當下藝術家的成熟，體現了電影制作工業的成熟。想要創作出讓觀眾認可的作品，離不開藝術與技術。

　　三部作品都是中國電影人向祖國獻禮的真誠之作，我愿意把“最強國慶檔”的出現看成是中國電影從大國向強國邁進的一個信號，它必將裹卷起更大的浪潮。

　　（原題為《“中國式大片”是這樣誕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