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是我們黨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優良傳統。戰爭既是檢驗“四個意識”強不強的最直接標準，也是鑄造“四個意識”的強大熔爐，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培育、塑造的“四個意識”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重溫解放戰爭時期“四個意識”的初步形成和體現，對于我們今天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提供了有益經驗。

　　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不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我們黨在革命戰爭年代精心培育的政治品格。解放戰爭時期“四個意識”已經在中國共產黨人中初步形成和體現，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善于從政治的高度認識和指導軍事問題，緊緊抓住民心這個最大政治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培育和塑造政治意識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善于從政治的高度認識和指導軍事問題，注重加強對全黨的政治教育。二是緊緊抓住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站穩人民立場。

　　解放戰爭初期，在敵強我弱的不利局面下，日益成熟的共產黨人，超越單純軍事觀點，從政治上看到了“人民解放軍的戰爭所具有的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這就是戰勝蔣介石的政治基礎”。整個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人對戰爭的把握和指導始終服從服務于建立新中國這個政治目標。黨中央高度重視對全黨的政治教育，強調：政策與策略是我黨我軍的生命，不注重政策與策略的教育，不使這種教育貫徹到底，不尖銳全面徹底地反對單純軍事觀點，“是極端嚴重的現象，應當立即加以檢討”。正是由于共產黨人對軍事服從政治、戰略服從政略的清醒認識，由于全黨對中央政策和策略的清晰明了，我軍的作戰行動從來都不是單純的軍事行為，而是始終在政治目標的統帥下，把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與爭取人民緊密結合起來。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是根本的立場。黨中央緊緊抓住廣大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在各解放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為貧苦農民實現翻身解放，團結絕大多數農民群眾積極支持和參加人民解放戰爭創造了條件。解放戰爭呈現出加速度勝利的態勢，其原因就在于共產黨人能夠從政治的高度認識和指導戰爭問題，善于打政治仗，緊緊抓住了民心這個最大政治。

　　正確認識局部與全局的關系，自覺在大局下行動

　　解放戰爭戰略全局的形成，大規模的協同作戰和大批解放區的產生，使得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和觀照戰爭全局越來越急迫、越來越重要。為此，毛澤東很有針對性地指出，“沒有全般的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中國革命是永遠不能勝利的”。這里所說的全般的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就是指的大局意識。

　　解放戰爭期間，照顧大局、自覺服從大局最突出的就是晉冀魯豫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戰略行動。1947年初，為改變戰爭形勢，黨中央審時度勢作出了外線作戰的戰略決策，要求晉冀魯豫野戰軍不要后方，千里行軍挺進大別山，將戰爭引向敵人的腹地。面對這一任務，以劉伯承、鄧小平為司令員、政委的晉冀魯豫野戰軍面臨重重困難。首先是大兵團無后方作戰，兵員糧草無法補給，其次是黃泛區千里行軍，重裝備武器無法遂行，最后是目的地大別山地處敵占區腹地，既面臨敵人“圍剿”，又要建立根據地。當劉鄧首長接到黨中央“陜北甚為困難”的電報后，“當時我們二話沒說，立即復電，半個月后行動，躍進到敵人后方去，直出大別山。實際上不到十天，就開始行動”。后來，劉鄧大軍在兄弟部隊的配合下粉碎了敵人的圍攻，“付了代價，站穩了腳”，實現了黨中央和毛澤東所希望的“爭取最好的前途”。千里躍進大別山是劉鄧大軍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完成的改變整個戰爭態勢的戰略任務，他們以強烈的大局觀念、大局意識勇挑重擔、犧牲局部，換來了解放戰爭形勢的根本改變。解放戰爭中堅決服從大局、自覺在大局下行動的事例還有很多，比如一些重大戰役中阻擊任務與攻城任務的分工，如同“啃骨頭”與“吃肉”的差別，但是擔負阻擊任務的部隊都能堅決服從大局，寧愿局部受損，也要照顧全局，為贏得整個戰爭的勝利作出重要貢獻。

　　建立嚴格的請示報告制度，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統一領導

　　經過延安整風運動，特別是1945年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從思想上、組織上完全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核心地位，使得在革命進行到奪取全國勝利之時，全黨能夠在復雜的斗爭中保持高度一致，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和組織保障。

　　解放戰爭之前，黨的領導和根據地建設一直處于分散的戰爭環境，這種狀況適應了當時的斗爭需求，但也造成了黨內不同程度的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和無組織無政府狀態。對此，毛澤東曾批評道：“軍隊干部，特別是各個獨立工作區域的領導人員，由于中國革命長期分散的游擊戰爭特點所養成的獨立自主能力，絕不能發展到不服從中央領導與中央軍委指揮，否則是異常危險的。”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快速發展，維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加強黨中央的權威更加急迫。1948年1月，毛澤東代表黨中央起草了黨內指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規定了各中央局和分局、各野戰軍首長和軍區首長向黨中央請示匯報工作的具體要求。3月，毛澤東又為中央起草了對報告制度的三條補充規定，進一步規范請示報告制度的內容和要求。8月，毛澤東針對黨內仍然存在的無紀律狀態，十分嚴肅地指出：“我們現在向一切兵團及軍區的負責同志們提出警告，在戰爭第三年內，我們將要求你們嚴格執行及時的和完備的報告制度，將這件事作為一種絕對不允許違反的指令。”此后，毛澤東又在短短一個月之內幾次強調要求各地改進向中央做綜合報告的工作，認真檢討經驗主義、無紀律等錯誤。這些重要論述和重大舉措，較為徹底地解決了黨內不同程度存在的無政府無紀律狀態，鞏固了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維護了毛澤東作為黨中央核心的權威，使全黨達到了政治上團結、思想上統一、行動上一致。

　　緊緊圍繞黨中央意圖開展工作，自覺向中央看齊

　　黨的七大前夕，毛澤東曾全面系統論述了看齊問題，他指出：“一個隊伍經常是不大整齊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向中看齊。我們要向中央基準看齊，向大會基準看齊。看齊是原則，有偏差是實際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齊。”在復雜多變的戰爭環境中，前方將領能不能自覺向黨中央看齊，特別是自覺向黨中央決策部署的精神實質看齊，這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只有堅決地、全面地、具體地、自覺地向黨中央看齊、向中央決策部署的精神實質看齊，才可能做到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解放戰爭時期，看齊意識突出地表現在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主動擔當作為，緊緊圍繞黨中央的意圖創造性地開展工作。這其中粟裕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1946年6月，黨中央提出了外線出擊的戰略方針，指示華中野戰軍主力到淮南地區作戰，并征詢戰略區領導人的意見。粟裕經過深思熟慮，權衡在蘇中作戰和在淮南作戰的利弊得失，多次向中央建議，堅持在蘇中內線作戰，黨中央根據他的意見適時調整了外線出擊的戰略方針。1948年春，粟裕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極大的政治勇氣，斗膽直呈，三次向中央軍委提出華野第一兵團暫不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作戰的建議，實踐證明他的建議是富有遠見的。1948年9月，他首先提出發起淮海戰役，爾后又提出將敵軍主力殲滅在長江以北的重大建議，被中央采納，并負戰役的主要組織指揮之責，為淮海戰役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粟裕這種主動擔當作為的精神，其實質是強烈的看齊意識，是全面、具體、堅決地向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決策部署的精神實質看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