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勃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近年來，我國對基層治理越來越重視。在許多城市的治理創新方案中，都采用各種方法強化基層的治理力量。例如：北京通過“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的方式，提升基層協同條線職能部門的能力；上海推行“五權下放”等下沉式改革，并提出要對基層治理進行“加減乘除”，意在切實為基層“賦權增能”。這些創新舉措依靠自上而下的壓力和動員機制，從外部作用于常規化的治理運行體系。然而，隨著創新方案的深入實施，從點到面的推廣，從短時間向長時段的延伸，創新動力時常面臨損耗，創新績效也隨之遞減。這說明，我們仍然缺乏一個可持續、制度化的，并能與原有體制有機共生的機制，從而推動治理重心向基層傾斜和下沉。

　　在此背景下，我們逐步將目光聚焦到大數據和智能技術，希望抓住技術治理的“牛鼻子”，用技術手段切入基層治理的組織內核和管理過程，實現技術為基層治理賦能的目的。當前，技術手段在基層治理中日益頻繁而深入的運用，正在深刻改變著基層治理的圖景。應當說，智能化治理在基層的賦能效應，在不少場景中得到了顯現。但是，從整體上來說，賦能基層、下沉權力的創新設計并未完全實現，智能化技術在賦予基層治理新動能的同時，也給基層治理帶來了新壓力。

　　基層治理的“能力赤字”主要來源于公共治理機制的責權配備不合理，法治化環境有待建設，超常規發展擠壓出超負荷社會治理成本。那么，在目前的情況下，通過智能技術為基層治理賦能的可行方法和現實路徑又在哪里？本文認為，最關鍵的一點還是要深刻理解中央關于社會治理的定位，之所以是治理而不是管理，說明了社會治理本身所蘊含的工作奧秘和巨大潛能。所謂社會治理的智能化，不應該將社會治理又拉回到社會管理的老路子，做成強化版的社會管理。否則，智能化不僅不能解決當前面臨的難題，反而會激化現存問題。智能化不能賦能、反而增壓的做法，是與智能化社會建設的初衷相悖的。智能化建設，應當順應社會治理的理路和發展規律，為基層治理所用，為社會治理服務。

　　智能化建設的推行，首先要厘清內部工作關系，切實為基層減負。在目前的體制機制下，謀求結構性、體系化地解決問題是不現實的。減負可以讓基層騰出精力處理更為緊要的事務，這樣的減負就是增能。應當承認，基層承擔相應的工作負擔是合理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合規定、不合情理，甚至是毫無價值、毫無必要的無厘頭形式主義工作。極少數部門也會“習慣性”摔包、“條件反射式”下派任務。如何遏制這些屢禁不止的現象？智能化應當發揮充分發揮其透明化、易監督、可留痕的特征，有效執行基層的“權力清單”和“工作清單”，使派單更加科學，評估更加合理，合作更加公平。

　　智能技術手段應發揮功效，替代處理基層部分工作。在基層治理的繁復工作中，各種信息的收集整理、輸入分析占用了大量的工作精力。智能技術的推出，尤其是神經元感知系統、智能計算研判預警系統、自動派單處置系統等，形成了一個具體事務的處理閉環。智能技術的升級，也可以歸并原來多達幾十種的數據信息庫，一次收集、一次入庫、多次使用，將在很大程度上減輕基層大量的工作負擔。

　　智能化有助于提升基層統籌社會治理的戰略性能力。近年來，基層往往疲于奔命，忙于應付具體而瑣碎的事務，系統性的謀劃和戰略發展能力明顯下降。而社會治理的智能化為提升基層的戰略性治理能力提供了“新武器”。隨著智能化建設擴容升級，尤其是“社區云”等信息庫的完善，有利于基層治理主體對轄區內的規模底數、情況變化、規律趨勢、預警研判等形成更為清晰的認知，從而為提升基層的戰略性治理能力奠定基礎。也就是說，社會治理的智能化，不僅是為上級通過高科技方法發現問題和布置任務提供便利，更應該將智能化的“武器”交給基層，提升基層的靈敏感知、靈活調配以及戰略決策能力。只有發揮出基層治理主體的能動性和積極性，才能實現基層治理的持續創新、長治久安。

　　智能化應當著力挖掘“治理”本身的題中應有之義。之所以需要治理，說明人類公共問題單靠政府機構、執法部門是難以完全解決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威廉姆森提出，治理的核心要義是保持一種良好的秩序。也就是說，要通過治理推進部門機構之間的良性協同互動，推進國家、社會與個人的充分合作。智能化治理的工作路徑不是要解決所有的難題，而是創造一種良好的秩序、良好的氛圍。換句話說，不能讓智能化將政府打造成“電子警察”或“電子保姆”，而是要升級技術手段，優化治理氛圍，這樣一來，人民群眾的幸福感就會不斷得到提升。社會治理的智能化在做好框架性的頂層設計、平臺構造之后，技術手段的設計權應當交給基層。基層設計的智能技術，應當服務于治理水平的提升和治理內涵的挖掘，具體表現在促進各個治理組織的協同參與、促進人與人的直接交流，即提升基層社區的團結水平和連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