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步步升級。

　　這是不少媒體報道美國對華行動時的標題。

　　美國，真的已經毫無顧忌了么？

　　譚主最近發現了一些沒太被關注的細節。

　　上個月中，美國針對華為制定的“最嚴”出口管制措施正式生效。

　　只要含有美國技術的外國產品都不能對華為出口，華為的芯片供應鏈被徹底切斷。

　　結果，不久前，美國芯片企業英特爾、AMD相繼宣布，已獲得向華為供貨許可。

　　這一幕，似曾相識。

　　2019年5月16日，美國首次將華為及其68家關聯企業列入美國商務部出口管制“實體清單”。

　　在這個清單上的企業，如果沒有特殊許可，無法獲得美國企業生產的芯片等零部件。

　　結果，4天后，美國商務部宣布給華為及其合作伙伴90天的“臨時許可”，在這期間，美國企業依然可以為華為供貨。

　　8月19日，許可到期。

　　當天，美國商務部再次宣布，“臨時許可”延期90天。

　　先制裁，后許可，背后一定有故事。

　　譚主查閱信息，發現了《華爾街日報》當時的一篇報道。

　　大意是，參與華為制裁的美國官員納扎克·尼卡赫塔爾“下臺”。

　　納扎克·尼卡赫塔爾，原來是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代理負責人。

　　首次制裁華為前一個月，她獲得提名。

　　4個月后，為華為供貨的臨時許可第二次延期，她宣布辭職。

　　對于制裁，美國政府內部的聲音似乎不統一。

　　理解這種不統一，一個重要線索就是工業和安全局。

　　這個制裁華為、中興等中國一系列科技企業的操盤手，是最近幾年美國最“當紅”的“明星部門”。

　　過去幾年，工業和安全局設崗數量和部門預算都連年上漲。

　　2021年其預算甚至超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這可是跟工業和安全局上級——美國商務部平級的機構。

　　尷尬的是，這個“重要部門”，似乎不太有人愿意領頭。

　　包括納扎克·尼卡赫塔爾在內的前兩任負責人相繼辭職，現任負責人2019年11月才獲得任命。

　　中間的職位空缺時間長達15個月。

　　為什么美國斷供芯片“斷而不絕”？

　　為什么主導制裁的部門不好當差？

　　故事，還要從福建的一家企業講起。

　　2018年10月29日，周一。

　　福建晉江市一座投資近400億元的廠房，卻格外安靜。

　　整個院子里，只有此起彼伏的腳步聲。

　　這家企業叫福建晉華，成立于2016年。

　　按照計劃，晉華要在一種用于存儲的芯片（DRAM）上實現突破。

　　這種芯片，可應用于幾乎所有個人電腦、智能手機等眾多電子設備。

　　晉華所做IDM一體化工藝，涉及芯片設計、制造、封裝等各個環節。

　　一旦突破，能帶動的是中國整個芯片產業。

　　但是，就在一條芯片生產線安裝了將近一半機臺設備的關鍵時刻早已瞄準的“狙擊手”，開槍了。

　　10月29日這一天，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發布公告，將福建晉華納入“實體清單”。

　　一群在晉華提供生產設備技術支持的外國工程師，很快接到了公司總部的指令，立即停止合作，返回國內。

　　當天，晉華的員工還沒來得及跟美國應用材料公司的研發支持人員說句再見，他們就已經打包撤離。

　　其他美國芯片設備企業，諸如美商科磊、科林研發也都匆忙收拾，準備離開。

　　幾天之后，荷蘭廠商阿斯麥（ASML）撤出、日本東京電子也都暫停了對晉華的設備供應。

　　因為工業安全局的一紙禁令，福建晉華所有的機臺設備裝機、協助生產的運作全面停止，已下單但未出貨的機臺設備則全數暫停出貨。

　　為什么一家機構、一張清單有如此大的威力？

　　曾在商務部條法司工作的任清律師給譚主提到了一個詞，出口管制。

　　出口管制是美國保持技術領先優勢的主戰場，核心是任何企業不得將美國生產的管制設備出口到美國禁運的國家或企業。

　　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負責的正是軍民兩用物品的出口管制。

　　一旦一家企業被工業和安全局列入“實體清單”，所有使用美國技術的公司都不能再與該企業交易。

　　出口管制“中槍”的為什么是福建晉華？

　　譚主在美國商務部官網找到了公告原文：

　　讀完全文，譚主注意到了一個關鍵詞，美國原產技術。

　　在工業和安全局看來，美國原產的DRAM技術，一旦在中國實現量產，將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言下之意，晉華竊取了美光的DRAM技術。

　　是竊取么？

　　福建晉華的32納米DRAM技術制程是與中國臺灣第二大代工廠臺聯電合作進行研發的。

　　在“制裁”來臨時，雙方已經有了一批專利成果。

　　關鍵，DRAM技術并不是美國原產。

　　臺聯電在美上市公司曾專門發布過一份聲明，回應美國所謂的原產技術之說：

　　2010年之后，美光科技通過先后購買臺灣的半導體公司瑞晶電子（Rexchip）和日本的半導體公司爾必達（Elpida），才獲得了25納米DRAM的相關技術。完成了自己的DRAM產品技術的搭建。

　　換句話說，美光并不是DRAM技術真正的確立者，而是在自身發展過程中通過資本運作收購獲得了這些技術。

　　“原產技術”，只是說辭。

　　但從那時起， 美國正式加速了對中國科技企業的無理制裁。

　　出口管制，成了最主要的制裁手段。

　　2018年，加上福建晉華，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制定的“實體清單”中，中國新增了8家。

　　到2019年，翻了10倍多，新增84家。

　　其中包括2019年5月首次對華為的制裁，將華為在全球26個國家和地區的68家子公司納入“實體清單”。

　　2020年上半年，工業和安全局又對中國出手7次。

　　其中一次，宣布了徹底“斷供”華為芯片的禁令。

　　再橫向分析，更能看清美國的打壓思路。

　　根據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披露的清單數據，到今年5月23日，中國是清單中主體數量最多的國家，達到362家。

　　大陸的215家中，半導體等新興技術企業占比達到了41.4%，位列第一。

　　美國制裁的要害之一，一直都是半導體產業鏈的最重要一環——芯片。

　　只不過，這樣的制裁，在美國引來的，是憂心忡忡。

　　因為斷供華為等原因，美國芯片巨頭高通公司今年業績大幅跳水，2020財年二季度，凈利潤比去年同期下降29%。

　　同期，那家起訴福建晉華的芯片巨頭美光科技凈利潤也同比下降75%。

　　同樣在今年第二季度，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網站上發布了一份報告，主要內容是分析美國在芯片領域的領先地位。

　　但細細看完，其中還有幾句話，意味深長。

　　報告是這么說的：

　　出口控制將導致許多外國的公司選擇為中國提供設備和其他物項，美國產業界則將損失 數百億美元的年收入。

　　這些收入原本是美國公司開發下一代芯片的研發資金。

　　由于資金減少，美國半導體產業將在下一輪全球競爭中敗下陣來，未來的客戶甚至將不愿選擇美國的設備和其他物項。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這個惡性循環，像射擊之后的后坐力，正在讓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遭殃。

　　負責出口管制的始作俑者——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也在所謂“國家安全”和產業發展的天平上，越發難以拿捏。

　　這兩年，除了芯片技術，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一直都想搞清楚一個問題，到底哪些技術出口會影響所謂“國家安全”。

　　如果向前追溯，這個問題很好解答。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楊楠告訴譚主：本世紀初成立的工業安全局，初衷是應對當時美國境內外頻發的恐怖主義威脅，阻止殺傷性技術流入恐怖分子群體及高風險國家。

　　看起來似乎非常正義與合理。

　　但現在，這個看似正義的初衷也變味了。

　　譚主在工業安全局官網上，看了最新的“實體清單”列表，一共414頁，涉及近80個國家。

　　這哪兒還跟反恐有什么關系。

　　目標沒那么清楚的時候，狙擊手最可能暴露在風險之中。

　　風險的源頭，是2018年8月美國白宮政府推動出臺的《出口控制改革法》。

　　根據該法，國會授權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針對“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新興及基礎技術”升級出口控制措施，加強相關技術出口的預先審批。

　　權力擴大了，但與此同時，定義影響國家安全的“新興及基礎技術”的難題，也留給了工業和安全局。

　　很糾結。

　　工業和安全局所做的第一步，是先列了個出口管制框架意見的目錄，向美國國內業界征集關于“新興技術”名單的意見。

　　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于2018年11月19日在《聯邦公報》上發布的一則“法規制定提案預告”

　　按照該意見，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量子計算、3D打印、物流技術、生物技術等14個領域的產品和技術都將納入到出口管制目錄。

　　擔心，很快就來了。

　　《紐約時報》拿到了2019年1月谷歌、通用、高通等公司提交的意見函。

　　他們建議盡可能縮小管控范圍，因為工業和安全局擬定的許多新興技術，已經在國外的企業和研究型大學中成形。

　　嚴格的限制可能最終會危及美國的技術發展。

　　有一家企業的信很典型，是高通。

　　它在信中寫道：“歸根結底，對美國的國家和經濟安全而言，外國使用美國的技術產品比美國被迫使用外國的產品要好得多。”

　　這句話，讓譚主想到了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副總裁朱民的一段閑談。

　　在問及美國對中國科技企業的全方位打壓到底會帶來什么時，朱民提到了一位美國諾貝爾獎獲得者謝林。

　　謝林一直在美國的國防部任職，專門研究博弈論。

　　他得出過一個很有意思的結論：如果科技脫鉤，追趕的那一方反而有更好的優勢和積極性，更快地趕過和超越。

　　美國最擔心被趕超，對“新興及基礎技術”自然也格外上心。

　　2019年11月，工業和安全局為此專門組建一個新興技術咨詢委員會，對新興技術進行識別、分類和審核，最終確定一個清單。

　　譚主注意到，委員會的首次會議名單上，通用、波音、谷歌、高通、洛克希德·馬丁等公司的高管悉數在列。

　　對于出口管制這個主題，波音和洛克希德·馬丁的老總應該還心有余悸。

　　上個世紀末，衛星產業像今天的芯片產業一樣，被美國視為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產業。

　　1999年，美國出臺了針對衛星技術出口的規章。

　　結果，事與愿違。

　　波音以及洛克希德·馬丁等公司，因為擔心這些限制會削弱它們向海外發貨的能力，將衛星制造業務轉移到了海外。

　　最終，美國在衛星產業的市場份額急劇下降，從全球主導地位下降到了今天的約50%。

　　美國商務部的一份報告揭露了這個事實：管控措施削弱了美國在該行業的競爭力，讓衛星行業在2009至2012年期間丟失了相當于約10億至20億美元的機會。

　　2013年，美國向中國放寬了衛星技術的出口限制，所謂的“國家安全”成為了過去時。

　　射出去的子彈沒有擊中，反倒傷及自身。

　　由于確定“新興及基礎技術”清單的任務量巨大，2020、2021財年，工業和安全局連續要求增加預算。

　　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理清“新興及基礎技術”的管轄權。

　　工業和安全局看起來有不少肥差，但因為擬定的清單懸而不決，分歧較大，負責人的職位成了燙手山芋。

　　開頭提到的那位納扎克·尼科赫塔爾，參與了這個清單的制定過程，而她的離職就跟政府內部對該清單的矛盾有關。

　　制裁還是不制裁，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問題。

　　譚主想起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今年發布的一份報告，報告的名字很諷刺：《出口控制：美國的另一項國家安全威脅》。

　　美國經常以國家安全之名，隨意使用出口管制措施，四處制裁。

　　到頭來，真正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的，可能是美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