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道里特別黑，安妮的手指輕點著樓梯扶手，扶手褪了色掉了漆，手指稍微用力就會被硌著有些刺痛。最令她不安的是樓下突然傳來的走路聲，尤其是沉默的、腳步輕緩的，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這是安妮第一次租房子，上世紀60年代的老樓，在武漢的慶祥里。從前的戶主陸續搬出去后，三室一廳、四室一廳都被改造成了小單間，三家人共用一個防盜門。房間隔音很差、門鎖也沒有一把像樣的……提心吊膽地住著，安妮動了買房的心思。

　　安妮只是女性購房大軍中的一員。某房產服務平臺發布的《2019年女性安居報告》顯示，北上廣深等12個一、二線城市中，46.7%的購房者是女性。

　　新《婚姻法》規定，婚前房產屬于個人財產，這些女性買房故事與安全感有關，也是自我實現的投射。

　　租房的煩惱

　　2009年，安妮大學畢業考進事業單位。那時，武漢還沒有通地鐵，租住的地方，她首先考慮是通勤時間，慶祥里這處租房步行到單位只有600米，房租600元，占掉工資的五分之一，已是她能接受的上限。

　　半個多世紀的老房子，肉眼可見的破舊。房間的墻很薄，她能聽到隔壁電視放送的節目，鄰居們的談笑吵架聲。每個房間的廚房只有兩平方米，冷不丁轉身，蟑螂老鼠就在眼前竄過。

　　航拍上海最大的棚戶區——張橋。蔣一超 攝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安妮爸爸不放心，來看女兒時把房間的鎖芯換了，房東打不開她的門。于是接下來兩年的許多個夜晚，安妮都在等房東領來的看房客。

　　房東一直想把房子賣了，但要價高，銀行又不愿對房齡30年以上的房子放貸款，就一直拉鋸著沒賣成。

　　那時武漢的房價不算高，安妮的同學在二環買的房子5800元/平米，月供一千多元，不比租房貴多少。

　　工作第一年，安妮回縣城老家過年時，和父母提了買房的想法。她手頭的積蓄不多，如果父母能支持她出首付，她來還貸款，買房計劃就會順利許多。

　　沒想到，她的想法遭到父母的強烈反對，“女孩子買什么房子，沒結婚就租房，結了婚就住老公的” 。家里親戚也勸安妮，“租房過一輩子完全可行，老了回家養老。”

　　在安妮的老家，年輕人多數去了外地，二手房幾乎無人問津。親戚將房子租給陪讀家長，五年沒有漲過一分錢。這使得安妮的父母堅信，買房不著急，眼下更沒必要。

　　安妮決心靠自己。但沒等攢夠首付款，房東就把房子賣出去了，她一周內必須要搬走。安妮趕緊聯系中介，中介回說，房東可以退一部分房租，搬家期限不能改。

　　最糟心的是，中介手頭也沒有閑置的房源。第二天上班，安妮同事紛紛幫她出主意，打聽了一圈，只有一個臨時工因為要回老家，空出一間10平方米的小屋。領導看她困窘，提出單位有個房子今年剛粉刷，一個月租金800元。

　　安妮像抓住了救命稻草。那間房子在頂樓8樓，早年分房時沒有人愿意挑選，所以剩了下來。房間還在通風，三面白墻，家電家具一應俱無。因為屬于國有資產，不能自己改造或裝修。

　　相比原來的老樓，這里樓道有燈，也配備了監控攝像頭。但樓層實在太高，安妮每次提溜重一點的東西，都要爬三層歇一次。

　　有一年冬天的晚上，老鼠咬破塑料紗窗，鉆進了安妮的房間。整晚，她都不敢關燈，屏氣凝神地聽著“吱吱”的響動，判斷老鼠的位置，距離自己的遠近，不知不覺睡著了。

　　城市人的焦慮

　　上學時，安妮一直憧憬租一間向陽的房子，陽臺寬敞，種上花花草草，就像安妮寶貝小說里寫的那樣。

　　武漢夜景。中新社記者 任海霞 攝

　　但工作后她發現，房子不好找，條件好的租金很高，隔幾年還要噌噌上漲。她租的單位房子，每三四年按市場價評估一次，租金從800元/月上漲到1500元/月。武漢的房價，并不像家人們想的止步不前。

　　安妮大學時在報社實習，記者們幾乎每天都在討論房子。有人在內環內買了一套，打算再買，父母不同意，他勸道，“現在來看1千塊錢很多，是老家普通人一個月工資，20年后，可能只夠吃一頓像樣的飯菜。”

　　安妮也這樣勸過爸媽，磨破嘴皮子卻收效甚微。房租逐年增加，她的焦慮是父母在小城里未曾體會過的。

　　安妮在體制內工作，拿的是固定工資，也不方便兼職，打定主意買房后，省錢成了她的生活常態。

　　當期雜志20元，遲一個月只要5元；以前安妮很喜歡讀紙質書，搬一次家要打包200多本，現在她都是在書店倚靠著書架把書讀完。

　　上學時花父母的錢，每次去化妝品店都要“嘗新”，洗面奶、沐浴露同時買三四種換著用，很多沒用完就過期了。開始省錢以后，“不把洗面奶用到空瓶絕不換”。

　　2012年冬天，安妮回老家過年，親戚的女兒換了新款的iPhone手機，外殼鑲嵌著銀光閃閃的裝飾品。大家圍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安妮羞于掏出機齡三年，掉了漆的塞班手機。

　　她忍不住陷入自我懷疑，過得這么“委屈”值不值得。

　　但看看購房群里熱烈的討論，她又不覺得孤獨了，甚至有“一絲驕傲”。

　　群里有個姑娘，比她小一歲，在武漢做文員，“大齡未婚”住在哥哥家，每個周末都去看房。她買得起的，哥哥看不上，哥哥看得上的，她又嫌太遠了。僵持了幾個月，她執意買下核心地段高層公寓里正對電梯門的小房間。

　　看到女孩買完房一個人躲到江邊哭，安妮很受觸動。“父母、嫂子都勸她早點嫁人，但買房要比隨便找個人嫁好得多”。

　　2015年，工作6年的安妮終于攢夠20萬首付款，在同事陪同下看了十多套房子。每次看房，她都像去趕一次會議——一進門，就掏出筆記本仔仔細細地記下每一處房屋信息。

　　那年各個大城市的房價都在瘋漲。從北上廣回來的年輕人成了購房主力，他們下手果斷，看過一兩次就交付定金。

　　最終，安妮在同事的建議下購入靠近三環、配套成熟的學區房。那是一個“月光盤”，買入時只剩下20套。

　　“安全感”

　　身為“外地人”，孫萌總有一種漂泊感，似乎買房才能終結這種狀態。

　　2012年，她大學畢業后留京，在一家事業單位做法務。眼見著在北京買了房的同事，狀態明顯更松弛，不太糾結要不要退守老家，或是到了年紀該相親之類的問題。

　　她也想要個自己的房子。拿定買房主意后，她固定從每月9千元的工資里拿出6千轉給母親，幫她存下來。想買的東西也都是放進購物車，過了三天再看，通常不那么想要了。周末出去玩，挑的都是不費錢的地方，爬山、踏青，“不會引起購物沖動”。

　　資料圖：樓市。中新社記者 劉忠俊 攝

　　父母起初不支持她買房，但看她這樣堅持，也拿出了40萬積蓄。

　　2016年，大家都在談論房子，“買房跟買菜一樣，靠搶”，中介門店里擠滿了人，出來一波進去一波。

　　孫萌看了快半年的二手房，父母的積蓄，加上她攢的20萬，踮踮腳剛剛夠五環外一套兩居室的首付款。盡管房子只有50平方米，售價150來萬，但戶型是她喜歡的，明廚明衛，有陽光時在家就可以曬被子。

　　只是看慣了老家120平方米起步的房子，孫萌爸媽看著北京的“老破小”眼里都是沮喪。

　　李穎買房，也是想獲得某種安全感。

　　她今年33歲，大專畢業后，先去了福州的工廠，干了不到一年，又轉去北京。那半年，她一半時間嘗試融入，另一半時間在規劃何處謀生。

　　獨自一人時，李穎常會“胡思亂想”，想明天會在哪座城市，跟什么人在一起，“迷茫，不知所措”。

　　打工的同事去了珠海，叫她一起，她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在珠海，她格外想家，想著老家28歲的女孩，大多結婚生子，而她“還一個人漂著”。但真回到老家縣城，她又有些不自在。最終三十歲時，她去到了省會鄭州做美容培訓。培訓的對象，常常是離異的單親媽媽，或是老公出軌，凈身出戶的家庭主婦。學美容培訓，她們為的是找份生計。

　　有時候看學員們情緒不佳，學東西遲鈍，李穎忍不住悲觀地想，“這些事會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生育后與職場脫節怎么辦？”

　　這些看似無解的問題，將她引向買房的決定。李穎跟男友提起一同買，但對方不同意，說還沒有這個計劃。

　　在鄭州工作的三四年，她手里攢了幾萬元，剩下的十幾萬首付有朋友借的，也有問貸款APP借的。盡管每月工資還沒捂熱就都出去了，但她還是覺得，買房對她，是個加分項。

　　買房的底氣

　　隨著職場女性比例增加，女性在購房決策中越來越有話語權。中國婦女雜志社發布的2018年《女性生活藍皮書》，對包括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地區在內的約4300名成年女性進行調查，發現她們的個人年收入超過了家庭收入的一半。

　　2013年，從東北一所“985”高校計算機專業畢業后，董靜進入北京的互聯網行業，正趕上互聯網的“黃金十年”，起薪便是其他專業畢業生的1.5倍到2倍。

　　每逢周末、小長假董靜都會出門旅行，她了解各大航空公司的會員日，也知道哪天買機票最劃算。

　　2015年，董靜獲得北京買房資格，又趕上公司上市，股票變現，買房順理成章被列入計劃。只是北京房價高，她退而求其次選擇了老家大連。

　　大連星海廣場附近樓房。（資料圖） 宋偉 攝

　　董靜一家人住在房齡超過17年的老房子，搬進新房子一直是父母的心愿。這套房子，家里出了40萬首付，她負責還每月9500元的貸款。

　　那時她稅后收入11000元，還完房貸剩余的錢還不夠交房租，只能吃股票變現的老本。想著遲早要存錢在北京買房，董靜從回龍觀商住兩用的精裝一室戶搬家到沙河的簡裝房，通勤時間從1小時變為2小時，房租降了1500元。

　　她買房的決心很堅定，身邊的女性朋友大多也是如此。“當買房是件努努力能做到的事，人就會有想法” 。

　　2018年2月，她攢夠了在北京買房首付的錢，同時又感到一種新的危機：這是一個競爭激烈，更青睞年輕人的行業，35歲或許就面臨失業的風險。

　　這一年她30歲，猶豫要不要把手里的錢都投資房產。她估算了各種方案：買股票、期貨、基金可能產生的收益；買房，首付比例多少抗風險能力最強；現金標準是多少。

　　最終，她還是選擇了買房。北京東城區的一套一室戶，公積金貸款120萬，每月還貸5900元，小區正對朝陽公園，綠化很好。

　　她仍然租住在西城區的互聯網大本營附近，新房以月租4500元的價格租出去了，為的是“現金流更富余”。

　　現在，她很少為失業而焦慮，或者為自己不屬于技術行業的天賦型選手而沮喪。“有了房子，好像更容易和自己和解。”

　　置業之后

　　資料圖：杭州某住宅樓。郭其鈺 攝

　　在遇到現在的先生之前，董靜和前男友有過一段關于購房的不愉快經歷。對方常暗示，女生婚前買房的負債會影響婚后生活質量。

　　2017年5月，在北京買房之前，兩人去三亞旅行，男友看好了海南的一個樓盤，有政策優惠，適合投資。董靜去到后，也很喜歡那個樓盤，價格又在承受范圍之內，她想單獨購入一套，卻被男友極力反對， 對方指責她“一點不考慮兩個人的共同財產”，如果董靜在海南買房，短期內他們很難在北京買房。

　　最終，前男友獨自投資了海南的樓盤，董靜卻沒買成。

　　與前男友分開后，董靜一度對結婚不抱幻想，直到遇到現在的先生。兩人是同行，先生的房子買在老家省會鄭州，考慮到以后孩子上學，兩人打算近兩年移居到杭州。

　　他們又再次面臨購房的選擇。鄭州的房子閑置，性價比趕不上在北京的房子，先生主動提出賣掉自己的房子，作為杭州買房的首付款。

　　2019年，孫萌也將婚前買的房子賣掉，先生家又湊了筆錢，在市區買了學區房。有了孩子后，或許不會把“你的”，“我的”分的很清，看的很重。

　　安妮把新家布置成了安妮寶貝書里的模樣，一個房間做主臥，另一個房間做側臥和衣帽間，陽臺兼做書房。

　　她喜歡園藝，新家里一口氣種了20多盆花：多肉、吊蘭、綠蘿、朱頂紅、曇花、令箭荷花、虎皮蘭。

　　終于再不用跟別人共用客廳，書架貼墻而立，整整齊齊擺放著她的書。從前，它們只能被疊放進房間角落的紙箱子里，不見天日。

　　李穎的購物車里放著精心挑選的歐式家居，她喜歡留意商場里的沙發、碗柜、掃地機，想著家里放哪一塊更好看，要怎么去配色。

　　期房會在明年交付，那時李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父母接來，住進自己的房子。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