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眾的抗議仍在持續（圖源：美聯社）

　　海外網6月22日電“在我的一生中，我曾與警察有過可怕、瘋狂和荒謬的遭遇。”美國非裔作家、編輯和出版人伊斯梅爾·里德（Ishmael Reed）日前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與我”的文章。伊斯梅爾在文中回顧了自己和親人遭遇過的不公平待遇，他憤怒地指出“我認識的每一個黑人家庭都有一樁懸案”。

　　文章摘編如下：

　　“他們以為她只是電線桿，就像她不存在一樣”

　　我認識的每一個黑人家庭中都有一樁懸案——白人殺害了一名家庭成員，這名家庭成員的記錄可能已經消失或被刪除，但親人間的口口相傳卻讓故事歷久彌新。

　　我的外祖父馬克于1934年7月被一名白人刺傷。他曾告訴我的母親，在被送往田納西州查塔努加的埃爾蘭格醫院進行救治時，他聽到醫生說：“讓這個黑人死吧。”母親當時只有16歲。后來外祖父確實去世了，但兇手至今仍逍遙法外。

　　外祖父的離世讓我第一次接觸到了美國的刑事司法系統。現在，我還在收集有關他的妹妹蕾蒂遭謀殺一案的細節。20世紀60年代的某天，蕾蒂在阿拉巴馬州的安尼斯頓被一輛汽車撞倒身亡，車上的兩名年輕白人很可能是酒駕，他們告訴我的家人，他們以為她（蕾蒂）只是一根電線桿——就像她根本不存在一樣。

　　祖父和蕾蒂的遭遇可能發生在任何黑人身上。也許將來美國司法部會重新打開這些文件，將兇手捉拿歸案。

　　“警察攔住我和同伴乘坐的汽車，用槍指著我們”

　　像許多黑人一樣，我也同警察有過多次接觸。我在公共住房中長大，從小就知道憲法《第四修正案》不適用于我家和鄰居。警察會在他們希望的任何時間破門而入，也有警察曾拿槍對著我。1958年，法布羅的警察攔住了我和同伴乘坐的汽車，并用槍指著我們，他們誤把我們認作其他黑人。

　　1972年，當時我和妻子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伯克利山莊附近，那時我正在家寫小說。一名警察曾持槍進入我們的公寓，他說他正在調查一起兇殺案，在搜查了一遍之后他一句話沒說就離開了。類似的事情不止發生過一次。

　　或許是因為我在家工作，又是黑人，這引起了鄰居們的懷疑；或許是因我與一家報道警察暴行的地下報紙有聯系。閱讀娜塔莉·羅賓斯的《異形著墨：聯邦調查局有關言論自由的戰爭》一書讓我意識到，那時我可能一直被聯邦調查局監視著。威廉·麥克斯韋（美國作家）也曾在他的書中寫道，我們這一代黑人作家很多都是這樣的。

　　1975年的一天，普利策獎得主詩人科蒙亞卡邀請我在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朗誦我自己的詩。那晚安排我住宿的是兩個白人，第二天當我要啟程離開時，其中一個人告訴我他有“好東西”送給我，但我拒絕了。到達機場后，我被警察單獨帶進一個房間，他們搜查了我的隨身行李，卻發現只有紙和筆（那時我正在為《紐約時報》撰寫默罕默德·阿里傳記的評論）。

　　“如果我認罪，只需要在這度過一個周末”

　　這些年我最可怕的經歷莫過于在紐約發生的一件事。當時我和同伴走在街上，看到兩名警察拎著包從餐廳出來，我便跟同事討論了當時關于警察腐敗受賄的報道，不料片刻之后，就有一輛警車向我們駛來。警察把我帶到一個房間，動手打了我。之后，我們又被帶到了有“墳墓”之稱的紐約市監獄，那里漆黑一片。

　　當晚，把我帶進來的警察來到我的牢房，讓我跟他做筆交易。他說，如果我對不當行為表示認罪，只需要在這里度過一個周末，無論有罪還是無罪，成千上萬的窮人都會選擇接受。但我告訴他我要去找律師。

　　我還記得審判當天，我穿上了我唯一的一身西裝。我告訴自己，就算是倒下，也要有風度地倒下。我起身告訴法官發生了什么，那兩名警察坐在那里，不時地瞪著我還得意地笑著。同時，法庭上許多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表情則讓我感到備受鼓舞。最終法官宣布我有罪，但沒有宣判他們就離開了。我的律師說，他從未見過這樣的事。

　　“在我任教的學院，校園保安一直跟蹤我”

　　我這一生中與警察有過太多接觸，它們主要發生在各地的交通站點，有時還會發生在我教了36年書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校園警察亭附近。甚至在我目前任教的加州藝術學院，校園保安都在一直跟蹤我。

　　在奧克蘭貧民區居住了40年之后，我發現，事實上警察扮演的角色一直以來都被研究和評論種族問題的人士忽略了。在我家附近，黑人居民常常因為沒有停下就被警察帶走。當我遇到類似的事時，他們罰了我100美元，當到了奧克蘭法院大樓時，我看到要繳納罰款的人都是黑人或者拉丁裔美國人。

　　不久前，我和妻子決定休個短假，在奧克蘭的山景公墓，我們躺在草地上曬著太陽，身旁是玫瑰花，耳機里放著音樂，一切都很完美。這時警察來了，妻子說“也許只是巧合”，但我告訴她，當我們離開時他們也就離開了。這就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海外網 魏雪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