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人語

　　人類學研究認為，古代節慶中的民俗儀式或文化活動，大多與人們的敬畏心理密切關聯。植根于農業文明的古代中國人，對禍　害農田、危害家宅的毒蟲甚為恐懼，演變而形成端午節的民俗文化。遙隔數千年時空，人心人性不變，古人恐懼的和今人恐懼的多有相似之處。因而，端午節之于當代國人，也有著重要意義。面對端午“文化富礦”，活化文化遺產資源，開發多樣化的文化產品，既可反哺文化遺產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保護工作，也可作為文化產業新方向，用以探索后疫情時代文化消費新路。同時，作為個體，如果能建構種類豐富的微型群體生活，在共情、互助、娛樂中拓寬視界、釋放壓力、充實知識與技能，不僅能使節日生活擁有更加多樣化的選擇，而且能提升整體生活質量，也是對古代端午民俗文化的借鑒與延續。

　　“靈均死波后，是節常浴蘭。彩縷碧筠粽，香粳白玉團。逝者良自苦，今人反為歡。哀哉徇名士，沒命求所難。”唐代詩人元稹《表夏十首》曾這樣哀嘆。可見，遠在千年之前的唐代，人們就沉浸在端午吃粽子的習俗中，淡忘了有關屈原（字靈均）的往事。而今，粽子消費依然是端午節的重頭，但與之相關的文化消費需求和產品供給，也應被關注。

　　繞不開的粽子文化

　　梁實秋在《雅舍談吃》里寫道，他竟不記得那天是幾號，問“今日何日”，孩子回說“粽子節”。儼然，不論古今，粽子都是端午節最受矚目的代表性符號。人們對伍員、對屈原，乃至對賽龍舟、雄黃酒、佩香囊的興趣，都遠不及對粽子的興趣那么濃烈。

　　粽子古稱“角黍”。西晉《風土記》中描述：“仲夏端午，烹鶩角黍。”西晉時期它已經成為端午節節慶食物。千年之后，受各地習俗影響，不同地方的粽子所用食材、手法與形狀各有不同，有的大如斗，有的小如肉丸。有角棕、錐粽、菱粽、筒粽，又有丸子粽、四方粽、雙連粽、長腳粽等。口味更是千差萬別，四川有辣粽，金華盛產火腿粽，無不代表地方特有的飲食文化。

　　盡管各地粽子不盡相同，但被譽為“粽子之都”的嘉興和嘉興粽子，卻是突出代表，咸香軟糯的嘉興肉粽在《舌尖上的中國》里被展現得淋漓盡致。自古以來，嘉興地區所產的糯米就有數十種之多。以白酒、白糖、老抽等佐料腌制過的豬肉與白糯米的結合，再用干箬葉仔細包好的肉粽，更是香氣誘人。

　　而在離它不遠的湖州，誕生了枕頭粽，長條形狀如枕頭的粽子，四角挺括造型別致。“韋小寶聞到一陣肉香和糖香。雙兒雙手端了木盤，用手臂撩開帳子。韋小寶見碟子中放著四只剝開的粽子，心中大喜，提起筷子便吃，入口甘美，無與倫比。韋小寶當時兩口吃了半只，就問雙兒：‘雙兒，這倒像是湖州粽子一般，味道真好’。” 金庸先生對其喜愛有加，故而筆下的湖州粽子也躍然紙上。

4月17日，在湖北省宣恩縣萬寨鄉伍家臺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的一家食品加工企業的車間里，工人在展示剝開的“蔬菜粽子”。新華社發 宋文攝

　　“出業頭路無半項/暫時來賣燒肉粽/燒肉粽燒肉粽/賣燒肉粽/要做生意真困難/若無本錢做袂動……”在鄧麗君的歌聲中，閩南燒肉粽別有風情，也代表著生活的艱辛不易。閩南燒肉粽內料豐富，豬肉、蝦仁、香菇、蓮子、與鹵雞肉、咸蛋黃都呈現出不同風味。

　　北京粽子則是甜粽的代表。紅棗、豆沙、果脯被裹進糯米之中，品嘗時蘸取白糖，別有風味。廣大北方地區還有用黃米、高粱米包粽子的習俗，雖然與屈原、伍員的活動地帶千里之隔，但數千年文明演變，已令吃粽子的文化共通交融。南北粽子只有咸甜之分，而無本質之別。不能不說是一種文化景觀。

　　期待有創意的文化消費

　　在文化消費形式多樣、地位日益提升的當下，端午節如果僅有粽子，或者各地方零星的文化活動，或許并沒有將端午——這個長達數千年的巨大文化符號完全利用起來。在傍名人、拉祖配都能引發文旅熱潮的市場中，身懷“硬指標”的端午元素，還有很多文章可做。而事實上，這樣的實踐還并不太多。

　　距庚子年端午節還有一段時間，有些創意剛剛浮出水面。

《屈原天問》 范增繪

　　據悉，作為景區和文博單位，北京頤和園首次推出了端午文創禮盒，以頤和園文化符號為設計靈感，與端午節傳統民俗相結合。其禮盒分別以“端午舟到”“游園賞景“和“大吉葫蘆錦盒”為主題。其中，“游園賞景”禮盒，有著八邊形鏤空窗棱、精致雕刻皇家宮廷紋飾，禮盒內搭配香囊配件；“端午舟到”則是鮮粽禮盒，形狀是由折紙工藝和插畫組成的龍舟，盒面完全展開可變成龍舟湖面。

　　雖然文創產品沒有脫離粽子概念，但卻與純粹意義上的粽子消費有所區別。而更廣泛意義上的端午題材的文化產品，如影響較大的文旅產品，卻還不多見，端午主題的傳統文化體驗空間也并不十分豐富。挖掘傳統文化題材，提供文化產品的供給和服務，一直是業內關注焦點。

　　6月9日，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主辦了一場“后疫情時代的文化和旅游產業創新”網絡學術論壇，其中的一些觀點值得思索。鼎盛文化產業投資公司總裁梅洪拋出了這樣的觀點：文旅項目跨界融合應挖掘傳統文化資源。他提出，當前的主題文旅和主題公園的最大差異是將泛娛樂化的功能轉化為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

　　當前，長城文化、長征文化和運河文化三個主題文化被熱議。其中，大運河文化包括了中國古代內容的重要發展史，從吳王夫差的開始到橫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四省兩市的歷程，再到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的鏈接，呈現和反映的核心價值就是呈現群域性文化的多姿多彩。梅洪說，“這種群域性文化是由農業文明所創造的城市群體文化”。而眼下的端午文化，則與運河、農業等元素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梅洪說：“大運河實際上真正的價值是開鑿了一個新的大國環境，他把若干個特別小的割據的自然環境融通成為了一個體系，從而轉化成為一種全新的人文環境。”大運河和其文化現象，也將端午文化從吳楚之地的地方文化形態傳播到全國各地，提供了重要途徑和方式。因而，主題文化為端午文化衍生出新的文化消費形式，提供著土地和養料。

　　怎樣過端午才更有意義

　　活化文化遺產資源，開發出多樣化的文化產品，既可反哺文化遺產的研究、保護工作，也可作為文化產業新方向，用以探索后疫情時代文化消費新路。

　　4月29-30日，文化和旅游部黨組書記、部長雒樹剛在“2020中國旅游科學年會暨第三屆全國旅游管理博士后學術論壇”上的講話中提到，疫情“對旅游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

　　根據中國旅游研究院發布的數據，春節假期七天，全國實現國內旅游收入分別同比減少40.3%和45.9%；清明假日期間，全國國內旅游接待總人數同比減少61.4%；勞動節假期全國共接待國內游客1.15億人次、旅游總收入475.6億元。

汨羅江龍舟俱樂部隊員在訓練劃龍舟。新華社發胡清攝

　　雒樹剛說，“旅游業受疫情影響陷入困境的局面還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正確的預期和充分的準備，著力穩定局面、兜住底線、共渡難關”。為此，一些地方正醞釀共渡難關的方案。

　　日前，江蘇省文旅廳與滬、浙、皖文旅部門聯合制定了《2020年長三角文化和旅游聯盟重點工作計劃》，形成年度發展的“施工圖”和“任務書”。5月26日，2020年長三角文化和旅游聯盟聯席會議上，三省一市的文化和旅游局長、廳長透露了各地的規劃、方案、項目等信息。該《計劃》包含6方面31項重點工作，明確圍繞“共筑文化發展高地、共建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進一步深化協作機制，攜手促進產業發展，協同構建開放融合市場，聯合推出優質文旅產品，完善高效公共服務體系，聯動開展執法監管，努力實現協同發力、精準銜接、相互賦能，共同打造在業內具有引領和示范意義的高質量合作項目。

　　相關專家學者，也為文化消費的振興提供智慧。在“后疫情時代的文化和旅游產業創新”網絡學術論壇上，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花建就提出，應該通過引導高品質、有素養、健康的品質生活來顯示文化引領消費的積極作用。他說，推動城市文旅的高價值空間可以重點關注四類文化空間，即以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功能活化為主的遺產活化空間、以品質生活的體驗和共享為主的品質體驗空間、以集聚文化新業態和新生產力為主的文化創新空間，以及以線上線下相結合從而進行展示展覽的多維展示空間。

　　中央黨校教授祁述裕則提出，文化產業創新需“三松綁”，即給企業松綁、降低企業稅費；給文化市場減負；給文化產品、文化內容創作“松綁”。

　　如今的端午節，仿佛等待被挖掘的“文化富礦”，形成適合當今的文化消費形態，以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功能活化為主的遺產活化，能夠產生肥沃的創新空間，提供良好的消費體驗。而消費者能得到的，便不僅僅是粽子，和那些單純的對歷史故事的枯燥說教。可以想見，借助端午節主題，更豐富多彩的文旅產品還有待開發，意義更深刻的文化消費體驗，還有待人們去發掘。那樣的端午，才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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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一詞最早出現于西晉的《風土記》：“仲夏端午謂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與夏至同。”而端午作為民間節日，據考證在秦漢之前便已流傳久遠。

　　“端”是萬物初生之義，“午”是紀時用語。古人原以天干地支歷法紀時，第五個月即“午月”，午月午日謂之“重午”，午日又為“陽辰”，所以端午也稱為“端陽”。漢代后由于歷法變動，為了更簡捷明確，便將端午節統一定于每年農歷五月初五日。

　　端午節在古代社會有著極高地位。例如，在古代社會倫理體系內的極其重要的師徒關系中，徒弟待師父盡忠盡禮，必講究“三節兩壽”。兩壽指的是師父與師娘的生日，三節指的則是春節、五月節（端午節）、八月節（中秋節），節慶當日，均有相應師門儀式，同時根據自己的師門輩分備呈適當得體的禮物。縱觀中國民間文化史，若論習俗之豐備、活動之紛繁、飲食之豐富，只有春節可與端午節相比擬。

　　端午節原有南北兩大“流派”，南方重在祭祀龍神，尊拜先祖，祈福納祥；北方重在驅除五毒，祛病防疫，辟邪禳災。后來隨著人口流動、社會發展、文化交融，南北地區端午習俗逐漸自然地發生合流，求吉祥、驅邪惡，這兩大主題取得民間共識，雖然二者有很多交叉重合，但終究有所區分，本文重點討論的是后者——驅邪避惡。

　　端午陽氣旺盛，草藥莖葉成熟，長勢茂盛，是草木一年中藥性最強之時，所謂“端午遍地皆藥”。《荊楚歲時記》有言：“五月五日，競采雜藥，可治百病。”端午時節，古代人們會飲雄黃、熏蒼術；室內貼朱砂符，懸掛銀鏡或銅鏡；還一定會在門上掛菖蒲或艾草，所謂“艾旗迎百福，蒲劍斬千邪”，以上種種都是為了驅辟陰邪。菖蒲與艾草不僅在醫藥學層面有“清污穢、祛毒瘴、除惡癘”的功效，而且在宗教及神話傳說層面有除妖辟邪的功能，在端午民俗儀式中扮演著“法器”的特殊角色，所以至今在某些地區仍將端午節稱作“菖蒲節”和“艾節”。

　　端午節還流行以雄黃涂抹小兒額頭的習俗，最常見的方法是用雄黃酒在小兒額頭畫“王”字，一借雄黃以驅避毒蟲，二借猛虎以鎮邪。民國時期有詩描繪：“門懸蒲艾飾端陽，九子盤堆角黍香。更為兒童避蟲蟻，額間王字抹雄黃。”

　　端午時節應飲藥酒，酒中藥料包括雄黃、朱砂、柏子、桃仁、蒲片、艾葉等，人們還會用菖蒲艾蓬蘸灑墻壁、門窗、床榻等，再用酒涂小兒耳鼻、肚臍，以驅毒蟲。

　　“端午”一度被古人視為惡月、惡日，特別是在北方地區，流行著多種求平安、避五毒、躲端午的習俗，稱作“躲午”。

　　當日行事多需避忌，由此還引出已嫁之女有“召歸家、躲端午”之俗，至今仍在北方一些地區流行。民間認為五月夏季陽氣上升，天氣燥熱，蛇蟲鼠蟻肆虐，人易生病，瘟疫也易流行，更是五毒（蝎、蛇、蜈蚣、壁虎、蛤蟆）出沒之時，因此要用各種方法預防五毒之害。除了前文提到的使用藥草等物理方法，還會在屋中貼五毒圖，以紅紙印畫五種毒物，再用五根針刺于五毒之上，寓意無法橫行；在衣飾上繡制五毒，寓意以毒攻毒；老輩人還會在屋中反復念叨咒語般的民謠，例如：“拍床頭，拍床尾，蝎子蚰蜒都消退；拍床幫，拍床沿，長蟲蜈蚣跑不見。”

　　端午時節飲食繁多，但能稱得上“南北通吃”的，唯有粽子。

　　粽子餡料豐富，但歸根結底，仍是甜咸二種之變，其中最廣泛流行的是小棗、豆沙、咸肉三種。同是餡料，但粽子與月餅不同之處在于其餡料不重包裹，而重鑲嵌。而且由于“青青翠葉裹玲瓏”，方寸之間做文章，所以粽子的鑲嵌物一般都小巧可人，例如豆沙粽或肉粽絕不會餡料滿溢，而是點到即止；棗粽也絕不會選擇個大膘肥的大棗，而必是金絲小棗一類，精巧密實，口感也脆嫩緊致。構成粽子的各個環節也與驅邪避惡主題相關，五彩絲線趨吉避兇，竹葉葦葉清香辟穢，而糯米更是在道教文化及儀式中有通神明之能，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里則直接被夸張演義為道士除妖魔、克僵尸的神奇裝備。

　　在飲食文化中將“辟惡”主題推向極致的，則是“五毒餅”。

　　在明代的繁華城市中，便已廣泛流行端午節食五毒餅，即在玫瑰酥皮餅上印制各色圖案，圖案是蝎、蛇、蜈蚣、壁虎、蛤蟆形象，上至貴族富戶，下至士庶人家，都廣隨此俗。后來還有五毒糕，制作方法類似糕干，以吉豆（綠豆）為主料，輔以白糖、青梅、桃仁、桂花醬，解毒祛熱。人們在餅上綴五毒圖案，共食糕餅，既含以毒攻毒之意，又寓消滅驅除之愿。

　　在中國古代神話和精怪傳奇中，不乏由昆蟲特別是毒蟲幻化而成的妖魔，而“五毒”及其近似的“毒物”，甚至演變成為民間巫術及毒蠱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但在西方的神怪體系中，昆蟲類精怪卻比較稀少。粗略究其根源，或許是由于古代中國植根于農業文明，對禍患農田、危害家宅的毒蟲甚為恐懼；而在西方歷史進程中占據較大比重的游牧文化、海洋文化，以及成熟化較早的市民社會與現代城邦，對于孕育“毒蟲故事”來說，都很難提供充足與適合的土壤。當然由于篇幅所限，這個有趣的問題就不在本文中展開了。

　　人類學研究認為，古代節慶中的民俗儀式或文化活動，追根溯源，大多與人們的敬畏心理密切關聯，或者直接與先民的某些原始恐懼有關（當然敬與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密不可分的）。這些恐懼可能來自日月水火、風雨雷電，也可能來自猛獸與毒蟲、黑暗與夢魘。

　　在不斷努力化解恐懼的過程中，原始祭祀漸漸演變為民俗文化儀式，儀式核心則大多在于兩點：一是共同參與的群體活動，二是統一言語與行為，然后帶動人群進行大規模復制模仿，從而形成同一化的、巨大的場力量，人們在這樣的場中凝聚意識，把個體恐懼融入到集體恐懼中，進而對抗恐懼、分散恐懼、消解恐懼。

　　節慶儀式中的飲食，也是同一化群體行為中的一部分。飲食既是符號，又是儀式本身，交融于整體儀式進程中，呼應共進。因此無論是飲食，還是民俗游娛活動，都不是僵化程序，而是滲透于血液中的敬畏之心，是化解原始恐懼的有效操作。相比而言，當代人的節慶飲食早已徒留空殼，無論吃的行為還是食物本身，都難以喚起心中的神圣感與愉悅感。

　　古代社會與當代社會有千差萬別，古代節慶起源中的諸多“敬畏”或“恐懼”元素，也已遙隔了數千年時空，但人心人性不變，所以古人恐懼的和今人恐懼的，或許也沒有那么迥然不同。

　　叔本華說世人都有生之恐懼，來自生存、人際、欲望、權力、合群等維度，這些對于全人類都具有普適性。古人可能會因為沒能在端午節帶家人暢游繁華集市購買應節物品而懊悔，為孩子沒能穿新衣吃糕點而焦慮；今人則同樣會因為沒能在端午節開上一部體面的好車、沒能帶全家去迪士尼樂園而懊悔，為別人朋友圈曬出的節日豪華行程感到焦慮。想要克制這些心理的“毒蟲”，就是吃下一千塊五毒餅，也無濟于事。

　　若論原始的欲望與恐懼，古人與今人可能一脈相通，但若說恐懼中附加的焦慮、糾結乃至扭曲，當代人可謂完勝：恐懼孤獨，害怕相處；恐懼無房無車，害怕做房奴車奴；恐懼沒工作可做，害怕工作做不完……再往深層肌理看下去：從社交恐懼、選擇恐懼，到育兒恐懼、養老恐懼，再到來電恐懼、周一恐懼、無手機恐懼，乃至脫發恐懼、長閱讀恐懼……當真是“進亦懼，退亦懼”，然則何時而樂耶？

　　作為毒蟲的“五毒”，早已化成一種“集體無意識”，深深埋在人們心底某個角落，但更多直指人心的恐懼卻層出不窮。正如哲人所言：“恐懼不會比害怕恐懼更令人恐懼。”人們在每天清晨習以為常地背上“今日份”的恐懼走向茫茫塵世，又在夜晚沉陷于對明日未知的憂懼難以入睡，個中苦楚，遠勝毒蟲之毒。

　　當代人是空前孤獨和疏離的，心中的恐慌與無力，難以訴諸他人或群體以求化解。古人能在花樣繁多的儀式中、在群體化的行為中，共擔恐懼、分散恐懼；而當代人能夠稱得上全民狂歡式的“儀式”，或許就只有購物消費了。因此，人們如果能有意識地建構種類豐富的微型群體生活，不管是家庭間、朋友間、同好間，也不管是讀書會、運動社、烹飪小組，只要彼此能夠在共情、互助、娛樂中拓寬視界、釋放壓力、充實知識與技能，就不僅能使節日生活擁有更加多樣化的選擇，而且能提升整體生活質量，這也算是對古代民俗儀式的一種借鑒與延續吧。（李曉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