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美國政客們忙碌的一年，盡管在抗疫成果上乏善可陳，但在“甩鍋”行動上，他們絞盡腦汁、陰招迭出，相繼散布“中國是病毒源頭”“中國隱瞞疫情”“中國誤導世界衛生組織”等種種謊言，企圖顛倒是非，愚弄世界。如今他們又以這些荒謬的理由，策劃和發起了對中國追責索賠的濫訴。那么，這場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鬧劇是誰導演的？它在法理上站得住腳嗎？

　　法律屏障之一：良法善治僅保護合法訴權和正當訴求

　　任何訴訟均須有合法正當的理由，然而，美國此次針對中國的疫情索賠訴訟案件均缺乏合法正當的理由，屬于誣告。據美國媒體披露，這些訴訟案所列舉的訴因包括以下幾點：

　　（1）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國；

　　（2）被告允許病毒傳播；

　　（3）被告隱瞞病毒傳播的行為；

　　（4）被告的行為對原告的損害；

　　（5）被告囤積個人防護用品，牟取非法利益。

　　對于新冠病毒起源之爭，國際社會的共識是這是一個科學問題，在最終結論沒有出來之前，任何關于病毒起源的說法都缺乏事實和科學依據，更不可以成為所謂索賠的依據。

　　至于指控中國隱瞞疫情以及允許病毒傳播則更是罔顧事實。中國政府不僅依據《國際衛生條例》第6.1條規定及時向世衛組織進行了通報，而且早在2020年1月3日就開始通知美國。為了阻斷病毒傳播，武漢于1月23日實施了史無前例的“封城”措施。第二天，也就是1月24日，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在微博宣布暫停運營，美國政府也決定立即派飛機到武漢撤僑。此時，美國國務院也將對中國的旅行建議警示調為第四級：“由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請不要前往湖北省。”

　　清華大學國際爭端解決研究院院長張月姣表示：“中國完全履行了國際義務，所以從事實上沒有依據，是誣告。同時，國際上也沒有先例，為什么《國際衛生條例》里邊規定了通報的義務，分享疫情的通報，但是沒有追責的條款，就是說因為這種流行病，國際突發衛生事件很多都是人不可預見的，而且是人不可抗力的事件，所以不會去追究這個病毒發生在哪個國家，要它去承擔責任。”

　　法律屏障之二：國際法上的主權豁免原則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制確立以來，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呈現“個人—國家”與“國家—國際社會”的雙層分立模式。個人組成國家，國家則組成國際社會。因此，法律分為國內法和國際法。國內法用于規制和處理自己國內的事務。而公認的國際法是各個國家意志協調的結果，是國家之間適用的法，用于處理國際事務。

　　中國國際法學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黃進表示：“國際法上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國家主權平等原則，這個原則在聯合國憲章第二條得到了確認，是世界公認的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國家主權是平等的，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及其財產在另外的國家的法院是享有豁免權的。美國現在提起的針對中國的訴訟，都是基于美國的國內法，在美國的國內法院來對中國提起訴訟，這實際上是以國內法來對抗國際法，以國內法制來對抗國際法制，以單邊主義來對抗多邊主義。這顯然是違反國際法的。”

　　法律屏障之三：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的例外無一適用

　　二戰以后，隨著交通和通信技術的突飛猛進，國際社會日益直接面對私人主體，國內社會更多地受到國際社會和其他國家活動的影響與制約。為了保證國家與私人在進行民商事活動時遵守平等原則，一些國家開始主張把國家的活動分為主權行為與非主權行為，主權行為享有豁免權，非主權行為不再享有豁免權。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通過1976年《外國主權豁免法》，在承認國家享有豁免權的前提下，確立了放棄（豁免）例外、反訴例外、商業例外、侵權例外、征收例外、執行仲裁裁決等例外，并于2016年增加了恐怖主義例外。

　　在此次濫訴案件中，原告主要就是以商業例外、侵權例外、恐怖主義例外為由請求美國法院對中國行使司法管轄權。那么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這三個例外真的可以作為起訴中國的法律依據嗎？

　　對此，黃進說：“單從法律上來講，第一項，中國的抗疫行為完全是主權管轄內的政府行為，沒有任何商業的性質。第二項，所謂的侵權行為的例外，它要求使用侵權行為的例外必須基于侵權的事實、結果發生在美國，而中國的抗疫行為與美國公民，可能因為這次疫情所遭受的損失之間沒有任何的因果關系。第三項，所謂的恐怖主義例外，他們認為武漢病毒所人為地制造了新冠病毒，并且有意或無意地擴散出去，導致全球新冠病毒的大流行。這是一種典型的陰謀論，而實際上世界科學家們的共識新冠病毒是天然的，是自然的。”

　　專家觀點：

　　清華大學國際爭端解決研究院院長 張月姣：首先從政治上來說，把中國作為一個競爭的對手，就是打壓中國，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第二，從經濟上來說，由于它自己在這個疫情中，也是受到了很大的損失，所以想通過這個誣告濫訴能夠獲得不當的利益，所以要求賠償的金額都是天文數字，所以這是白日做夢，是不可能做到的。第三，就是想用這個來轉移國內的責任，轉移國內對它的批評，特別是為這個大選作為一個造聲勢。

　　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中國外交部國際法咨詢委員會主任主任委員 黃惠康：現在美國的濫訴誣告案剛剛發起，目前還處于能否完成送達的階段，還沒有進入法院的正式審理程序。我想有一點非常確定，我們會堅持國際法上的基本準則，國家主權豁免的基本原則，依法辦事。我們在戰略上要藐視這些誣告濫訴的圖謀。因為我們很有底氣，不僅僅是政治上，就是在法律上我們都處于非常有力的地位。同時我們又要用好法律的武器，只要它往前推進誣告濫訴案的圖謀，我們有足夠反制的措施，相信這些誣告案最終一定是以失敗而告終。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刁大明：在美國的疫情導致了一個結果，使這些傳統的人權的問題綜合性發作。所以有美國媒體評論，美國就像一搜泰坦尼克，疫情導致的結果就是泰坦尼克遇上了冰山，但是這部分弱勢群體和當時在泰坦尼克上的乘客最大的區別在于，他們沒有救生筏。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格雷厄姆·艾利森：美國一直是國際秩序的首要"建造者"和"守衛者"，歷史學家們將過去的100年稱為“美國的世紀”，美國人對自己在各方面所處的頂尖地位早已習以為常。因此，若是有另一個如同美國一樣力量強大的大國，甚至更大的國家存在，這將對美國人的自我認知造成威脅。

　　中國國際法學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黃進：一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的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兩國的關系我認為，合則兩利，斗則兩傷。各個國家之間的關系，它是建立在國際法規則基礎上的。兩國之間應該本著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態度來處理好中美關系，要共同維護好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共同維護好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法律體系，以及建立在國際法基礎上的國際秩序，共同攜手來處理好世界事務。

　　（編輯 王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