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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剛，與大地共生

　　——關于王剛“新疆大地藝術系列”的隨想

　　魯樞元

　　北疆布爾津的禾木，是一個哈薩克族、圖瓦族聚居的村落，斑斕的白樺林里散落著一座座古舊的小木屋，鄉間土路上搖搖擺擺過來幾只晚歸的牛，卻被我們這些不速之客擋住了去路。我分明看到那領頭的老牛翻起白眼瞪了我一眼。那眼神讓我至今難忘，充滿不滿與不屑，似乎是對人類、尤其是對這些大都市里來的游客的鄙夷。

　　人類對大地萬物的傷害已經太久，與大地萬物結下的“夙怨”也已經太多。如今擺在現代人類面前的一個急切的問題，是如何與自然萬物和解，如何與大地共生共處。

　　在布爾津金山書院的聚會上，我聽說有人正在劉亮程木壘縣老家的荒山坡上“推”出一張張“人臉”，比幾個足球場都大，還說模樣有點像劉亮程。我馬上就想到是王剛到木壘了，恰巧劉亮程也趕到布爾津來，我的猜測便得到證實。至于說人臉模樣，亮成一口否認像自己，說那是胡咧咧。

　　我上一次見王剛還是10年前，那是他的大地藝術“老萬系列”完成不久，那一張張社會底層“草根”的面孔，既涌現著歲月的滄桑，又透遞出土地的肌理，強烈地感動了我，從那時我對這個書生模樣的藝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地藝術(Earth Art)作為一種現代藝術思潮出現于上世紀的歐美，通常的說法是藝術家以大自然作為媒介，將藝術與大自然有機結合創造出一種富有藝術整體情景的視覺特效，又稱作地景藝術。當年，年輕的美國藝術家羅伯特·史密森(R·Smithson 1938-1973)，曾在美國西部的猶他州大鹽湖上用砂石筑起了一只龐大的“海螺”，沉浸在湖水里的身子正往岸上爬去。半個世紀過后，待到我去大鹽湖時，這件大地藝術的開山之作已經泯然不見，藝術家也英年早逝，世界現代藝術史卻為他留下濃重的一筆。

　　史載這位史密森也是一位生態保護主義者，出于對現代工業社會的厭惡，對商業文明的抵制，跑到湖邊以藝術的方式親近曠野、親近大地，一吐胸中塊壘。藝術與學術或許也有“地緣性”，幾位世界級的當代生態文化界杰出人士，都生活在美國西部。如因抒寫大鹽湖享譽文壇的女作家特麗·威廉斯(Terry T. Williams)，生態批評家、愛達荷大學教授斯考特·斯洛維克(Scott Slovic)，生態哲學家、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小約翰·柯布(John Cobb, Jr) ，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大衛·雷·格里芬(David Kay Griffin)，生態倫理學之父、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教授羅爾斯頓(Holnes Rolston)。就說這位羅爾斯頓吧，前年我見到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時，他說我不是生態倫理學之父，我是“祖父”!“祖父”，他應該當之無愧，他曾經指責西方哲學的鼻祖蘇格拉底過于將自己的命運與雅典城邦連結在一起，以至于忽略了田野大地，忽略了其他眾多生命形態。他說：“我要跟蘇格拉底爭論，因為我認為森林和自然景觀能教給我們很多城市哲學家所不能教的東西”，“簡單點說，我是一個走向荒野的哲學家”。[1]

　　王剛則是一位走向荒野的藝術家。

　　王剛在回顧自己的創作生涯時說：從兒時起神奇的大地讓我著迷，對大地的眷戀與敬畏一直伴隨我成長。青年時代傾心于古代雕塑和彩陶漢罐，努力探索一種源自泥土的繪畫語言。從藝四十多年，冥冥之中似有靈魂召喚，讓我腳下的路越走越遠，遠到幾千公里外的新疆大漠;越走越低，低到泥土里和大地田野相連;越做心越軟，如水一樣，順勢而為。經過大半生的苦苦尋覓，在蒼天與大地之間，我得遇了答案，如同最虔誠的學生，我把答案寫進了曠野、寫進了大自然、寫進了大地藝術。

　　過了耳順之年的王剛從中原腹地來到天山腳下。在我看來他是真正走進了“大”自然。比起木壘、沙灣縣那蒼茫、浩瀚、雄渾、壯闊的山川，泰山、廬山、武當山總覺得像是盆景。在“大自然”的懷抱里，王剛以更大的胸懷、更大的手筆、創作出更恢弘的藝術作品。

　　他在新疆創作的《大地生長》《大地凝視》藝術系列，不但得到業界人士的高度評價，同時也收獲了一般民眾的欣賞與贊嘆，這已經很不容易。

　　在我看來，王剛在新疆創作的大地藝術系列，橫空出世在中國西部的大漠高天間，已經超越了西方原初大地藝術的經典，也超越了當下大地藝術的水平線，為大地藝術在新世紀樹下一塊豐碑。我是美術界的圈外人，只能從生態美學方面隨意談談自己的感受。

　　最初的大地藝術作品，藝術家或者在峽谷間扯上巨大的布幔，或者在海邊的山崖上涂上大面積的色彩，視覺效果雖然顯突、奇絕，總覺得山川大地與藝術家之間存有不小的隔閡，自然與技藝之間的分割，天然與介質之間的差異，審美效應往往被局限于藝術家的先入之見，說是大地藝術，總覺得有些外在于自然，甚至強加于自然。當下的某些大地藝術，比如日漸成為熱點的以環境美化、鄉村重建為目的一些作品，把藝術當作對大地、對環境的一種梳妝打扮，藝術成了大地之上的附加物，創作成了一種時尚，不管一些大媒體如何煽惑輿情，總顯得有些膚淺。

　　大地藝術首要一點，是擺正藝術家與大地的關系。

　　從事大地藝術創作的藝術家萬萬不可小覷了大自然。億萬年里從洪荒走來的土地與曠野，其潛藏的創造美的能力要遠遠大于、高于人間的藝術家。所謂“藝術高于生活”，只能視為有限范圍內的一個說法。懷俄明州拔地而起的“魔鬼峰”、黃石公園近乎魔幻的牽牛花池、宜興城南光怪陸離的“善卷洞”、太行山壁立千仞的大峽谷，都是人類難以攀附的大自然杰作。法國印象派詩人保爾.瓦萊里(PAUL.Valery)說過：大自然可以隨意造出一樹繁花、一塊寶石、一只美奐美輪的虎斑貝、鸚鵡螺，你能夠嗎?[2]

　　被尊為美國先知、荒野哲學創始人的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說：“總而言之，了解荒野的文化價值的能力，歸結起來，是一個理智上的謙卑問題。”人類不可自尊自大，當然也不要妄自菲薄。人類中的一些人，著名的或無名的一些人，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自己的學識人品、自己的精神心靈體會自然、感悟人生，從而在自然與大地上留下了印痕，我想這便是大地藝術。大件的有埃及的金字塔、柬埔寨的吳哥窟、中國的萬里長城;小件的有西班牙阿爾塔米拉洞窟里涂畫的野牛、中國賀蘭山巖壁上雕刻的馬鹿與人頭。利奧波德還說：“這個世界的啟示在荒野。大概，這也是狼的嗥叫中隱藏的內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卻還極少為人類所領悟。”[3]

　　王剛這次“開悟”是在新疆，他在天山腳下受荒野啟示，領悟了狼的嚎叫，領悟了群山的呼喚。從他的新疆大地藝術系列《大地生長》、《大地凝視》中可以看到他對大地、對荒野心存敬畏、胸懷友善，師法自然、融入自然，與自然相依共生，與自然協同創造。他所創造的那些橫亙在木壘、沙灣野山上的人類的面孔，已經“活”過了多年。日出月落、朝云暮雨，棲居在大地上的那些面孔也在變化著自己的“目光”、“臉色”、“表情”、“神采”;春夏秋冬、寒來暑往，扎根于山野之中的這些人類的影像也在變幻著自己的身姿與容顏。鳥雀、牛羊在“人”的身邊吟唱、游走;草木、昆蟲、在“人”的機體中歡快地生長。藝術從大自然中獲得了生機，大自然通過藝術再度閃現出靈光，大自然與藝術家的創作融為一體，既是藝術，又是自然，藝術與自然一起在時間的流動中相依前行。這也正因應了中國古代自然主義偉大詩人陶淵明的詩句：“萬化相尋繹，順流追時遷”，“游魂在何方，復得返自然”，是藝術家的“游魂”附體于大地山川為山川賦予了靈性，是大自然為藝術充盈了生機與活力讓藝術走進無限!

　　與以往中西方許多大地藝術作品不同，王剛的新疆系列大地藝術不是固定的裝置與機巧的架構，它是扎根于大地之上的，是鮮活的、有機的、生長著的，在宇宙洪荒、天風地氣、云蒸霞蔚中生長，在與雨雪雷電、晨鐘暮鼓的吞吐、回蕩中演化。

　　在我看來，王剛用他的大地藝術創作實踐還回答了一個藝術美學中的難題，即藝術與自然的關系。

　　長期以來黑格爾美學宣揚的一種理論是：自然本身是無所謂美或不美，只有人將自身的某些理念與情感投注到自然物上，美才會呈現，即“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作為感性的自然萬物只不過是藝術家用來表達自己的理念的媒介，人們欣賞藝術，歸根結底欣賞的還是自己移植到自然萬物中的情感!這顯然是一種頑固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二元對立”的世界觀。生態哲學、生態倫理學、生態文藝學就是要矯正這一長期通行無阻的偏見，顯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本源與真實狀態。

　　美國當代著名生態主義詩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宣稱：詩人要成為荒野自然的代言人，而不是黑格爾主張的僅僅讓自然去做藝術的代言人。在他的心目中自然才是他的上帝、他的神!他說他要做自然與荒野的“忠實選民”，為山川河流、動物植物仗義執言。他還用其詩人的語言呼吁：必須把荒野里那些蠕動的、爬行的、奔馳的、飛翔的、在水中游動的眾生都作為地球上的“選民”，納入政府和議院中。[4]

　　20世紀初美國自然保護運動的先驅約翰·繆爾(John Muir)，也和黑格爾唱起反調：實際發生著的并不總是人們將自己的思想感情投射到大自然之中，“大自然的祥和將注入你的身心，就像陽光注入林木一樣。微風將給予你它們的清新，狂飚將賦予你力量，物欲與焦慮便隨之像秋葉一樣飄零而去。”他還說：人們苦心為自己經營的世間的快樂會一個接著一個地枯竭，只有大自然這個源泉永不干涸。[5]

　　關于審美活動中荒野、大自然與人類的關系，羅爾斯頓還說過一些這樣的話：荒野不只具備對于人類來說的“工具價值”，它還擁有自己的“內在價值”，“荒野乃是人類經驗最重要的‘源’”，“有意識地欣賞荒野價值的能力是一種高級的價值，而我們的欣賞活動所捕捉到并表達出來的價值是在人類出現之前就在荒野中流動了，我們現在只是發現并繼承了這種價值。”[6]

　　王剛并沒有標榜自己是生態藝術家或環保藝術家，開始我甚至還擔心王剛在曠野里的大規模開挖會給大地生物圈帶來損傷，待到他的“藝術作品”中又鋪上陽光與星光，又滋潤了霜雪與雨露，又生長出青草與綠樹、又響起昆蟲的低吟與鳥兒的鳴唱、又現出牛羊的身影，我放心了。往深處想，對照上述杰出的人文生態思想家們的言論，大地藝術在王剛這里比起以往更加吻合生態學的觀念與法則。應該說，王剛也是一位生態美學家，一位用他的創作實績為自然代言的生態藝術家。

　　我比王剛要年長一些，他的美術創作活動與我對生態文化研究的關注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段上，他用他的藝術實踐開創的一些成果與我在理論探討中得出的一些判斷，往往會有些“不謀而合”，我們的心是相通的。

　　其一，十多年前中國美學界曾經展開一場不大不小的關于“審美日常生活化”的論戰，我屬于這場論戰的“反方”，并打出“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旗幟。在我看來，二者雖然有聯系，但在審美指向、價值取向上則又有所不同。“審美日常生活化”，是技術對審美的操縱，功利對情感的利用，是感官享樂對精神愉悅的替補。而“日常生活審美化”，則是技術層面向審美層面的過度，是精心操作向自由王國的邁進，是功利實用的勞作向本真澄明的生存之境的提升。[7]將這一判斷移植到大地藝術創作中來，則可以概括為：是將大地藝術化，還是讓藝術大地化?如果說熱鬧的“大地藝術節”上精心布置的那些景片、陳設、裝置屬于將大地藝術化了(實則是“大地搭臺，藝術家唱戲”);那么王剛在新疆荒野間塑造的那些凝視著、生長著、幻化著、演替著的“人的圖像”，則是被大地同化、與大地共生了的藝術!

　　其二，在愈演愈烈的生態災難面前(尤其是面對這場史無前例、席卷全球的大瘟疫)，人與自然的問題越來越顯示是一個人類必須直面的“元問題”。我欣慰地看到，在世界知識界，一些明眼人開始對人類以往的行跡認真梳理，開始將人類的歷史與自然的歷史做有機整體性的表述，開始將人類的歷史置于宇宙、地球的演化史中加以研究。早些時候有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人類與大地母親》，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心靈與自然》，近期有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起源：萬物大歷史》，他們的努力無外乎是破除人類中心的陋習，視人類與自然為一個共同生命體。我說過我這三十年來的生態文化研究，始終致力去做的就是這一件事：把“生態”這一原本屬于自然科學的概念導入現代人的精神文化領域;把人類的“精神”作為地球生物圈中一個異常活躍的變量融入生態學中，從而讓人類與自然萬物和諧共生，共同走進一個祥和、健康、美好的新時代，即生態時代。如果把“藝術”視為人類精神，把“大地”視為生態系統，那么王剛三十年來歷經坎坷、愈行愈遠的“大地藝術”，也正是在努力彌合著人類精神與大地自然之間由來已久的裂隙，使其成為一個互依共生的有機整體，讓藝術走出人類社會的牢籠，走向恢弘、磅礴的天地境界。

　　也許我和王剛的憧憬都不過是遠在天邊的烏托邦。我始終堅持，在藝術領域，在審美的領域，烏托邦即使是一條永遠達不到的地平線、一個永遠實現不了的白日夢，也還是值得追求。先師陶淵明心中與筆下的桃花源不就是一個千古不衰的范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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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王剛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河南省油畫藝委會副主任，中原工學院教授。曾參加全國第六、八、十、十一屆美展，全國首屆、第三屆油畫雙年展，曾獲第六屆全國美展優秀作品獎。大型行為藝術《老萬大地浮雕》獲河南省政府第五屆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大地生長”獲2016年798藝術節推介展優秀作品獎。作品被中國美術館、中國油畫院、中央美院美術館及美、法、英、日、德、加、意等國藝術機構和私人收藏。

　　關于魯樞元

　　圖片說明：劉亮程(右)向魯樞元贈送其書法作品

　　魯樞元，現為黃河科技學院生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中國委員會委員。長期致力于生態文化建設。曾榮獲國家圖書獎、魯迅文學獎及柯布共同福祉獎(美國)。柯布共同福祉獎授獎詞中稱其為“中國生態文藝學及精神生態研究領域的奠基人”。

　　王剛的大地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