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進行了重要部署，強調“健全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制度型開放的范疇體現了開放內容和開放實踐的新境界和新高度，也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通過加快建立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研究提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開放政策和制度，更好地滿足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的要求，為對外開放進入制度型開放新階段探路前行，也為全國積累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制度型開放是必然選擇

　　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趨勢，走向制度型開放，是我國主動應對國際經貿規則挑戰、自覺運用對外開放的內在邏輯的實際行動。從我國改革開放的歷程看，開放型經濟發展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主動加入國際經濟分工，引進國際資本和先進技術、管理要素，接受、學習、熟悉、運用國際經濟貿易規則。第二階段，對接WTO國際貿易規則框架體系，以開放促改革，統籌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深度參與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分工。第三階段，探索全面實現與國際經濟貿易制度規則和管理標準的對接相融，通過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引領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為重點突破，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制度型開放適應從制造業領域開放向服務業領域開放擴展的趨勢，注重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的協同開放，要求從制度適配向體系建構轉變，形成一整套與開放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從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接受跟隨者向參與貢獻者和完善制訂者轉變，在推動國內制度與國際規則接軌的同時，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體現了中國參與國際經濟貿易規則制定能力的不斷增強。

　　從制度層面不斷優化營商環境

　　制度型開放作為開放升級的“新版本”，以“外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為重要特征，是自由貿易試驗區在制度層面上深度探索的標志性內容。例如，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不斷升級的“負面清單”目錄，一個最明顯的變化就是，“清單”列舉的內容從最初的約190項已經減少到30多項。這種變化直觀地體現了中國致力于擴大開放的實際行動、堅持不斷擴大開放承諾的兌現，以及致力于在制度型開放層次上形成與國際經濟在制度規則和標準等方面的無縫“對接”關系。

　　制度型開放所覆蓋的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具體內容，緊扣著經濟運行機制和經濟管理制度的相關方面，體現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公平競爭、誠信法治、追求效率的深刻底蘊。不僅如此，在規則和標準對接的基礎上，伴隨著經濟交往的規模和人員往來頻率數量的大幅增加，自然也會帶來與觀念文化、行為方式、價值標準等方面的交流和相互感知理解。

　　在規則標準和制度對接上，特別注重加強立法。已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就是對開放所遵循的國際慣例、對外商投資和包括知識產權等各項權益的尊重保護做出詳細具體的界定規范。為落實相關法律和政策，有關部門每年發布“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已經成為一項常規性的政策透明性信息。同樣，自由貿易試驗區每年也會刷新并公布“負面清單”，從制度層面不斷優化營商環境。

　　發揮對外開放的“排頭兵”作用

　　基于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這些年來的實踐經驗，2019年8月正式掛牌啟動了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片區，形成制度型開放實踐的新的“增量”。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自身所擁有的相對成熟的管理運行體制和經驗，致力于在經濟管理制度規則和標準的體系性突破上有新的作為。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片區可以在吸收先行者經驗成果的基礎上高起點定位，在先進制造和現代服務業“產業融合”等方面有所推進。在推動制度型開放的實踐中，浦東作為對外開放的“排頭兵”的作用得到了進一步發揮。

　　推進制度型開放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繼續發力。一是處理好點和面的關系，即要處理好自貿試驗區點上“壓力測試”和全國面上復制推廣的關系。著力提高自貿試驗區建設質量，應以深化制度創新、加強復制推廣為遵循，但不能因為要復制推廣就禁錮了思想、捆住了手腳，就不敢進行更大開放力度的“壓力測試”。二是處理好內和外的關系，即要處理好自貿試驗區自主開放和自由貿易協定雙邊或多邊開放的關系。一方面，對于雙邊或多邊自貿協定談判中的焦點議題，只要是符合我國改革方向和風險總體可控的，可考慮放在自貿試驗區先行先試積累經驗；另一方面，對于我國期望主導推動的規則體系，可在自貿試驗區先行探索形成一整套經驗。三是處理好個性和共性的關系，即要處理好對各地自貿試驗區差異化賦權和整體性賦權的關系，開展差異化、特色化探索。四是處理好放與管的關系，即要處理好高度開放與高效監管的關系。高度開放以高效監管為前提，開放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監管能力的高低。各地自貿試驗區在推動制度型開放的同時，應堅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引，著力加強事中事后監管體系和監管能力的建設。

　　對照制度型開放在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等方面的工作內容，率先探索實現全面有機銜接、良性互動。加快建立對各類市場主體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的市場規制環境。推動內外資企業準入前和準入后管理措施的有效銜接，實現各類市場主體依法平等經營；率先試點快速確權和侵權快速查處機制，完善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實行更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率先探索建立與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相適應的監管模式和監管體系。對標境外高水平自由貿易港和自由貿易園區“境內關外”的監管模式，更好地支持國際業務運作。加快推進標準和認證國際互認，提升國際標準制訂能力。擴大國際合作，利用相關平臺推動國際海關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在營商環境評價體系方面，探索更加體現法治化、市場化、便利化導向的評價標準，為完善世行營商環境評價標準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