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工業大學文法學部社會學系教授 趙衛華

　　近期，一場史無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十四億人的工作和生活，也給整個社會管理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疫情期間，醫務人員的辛苦自不必說，整個社會管理系統也在高強度運行，一些警察等不同崗位的同志甚至犧牲在工作崗位上，抗疫管理工作重心下沉更是給基層社區工作人員帶來了不小的壓力。這個時刻，是考驗國家的社會治理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時刻，現在整個社會有序運轉，說明我們國家的社會治理能力還是經得住考驗的。但是，疫情之下，社會管理方式方法的創新也很重要。

　　好的管理方法可能降低疫情的不利影響，提高社會管理效率，不好的管理方法在控制了疫情的同時，也可能帶來一些新問題。社會管理不當帶來的次生問題，如鄉村堵路、驅逐租客，甚至毆打人員等都是比較嚴重的管理過度事件。綜合來看，很多是可以通過改進管理方式而避免的，所以，改進社會治理理念、創新社會治理方式尤其必要。比如，近日北京出現了多起出入證違法事件。據報道，疫情期間北京一些小區多人因使用假出入證進社區被拘留。違法就要受到懲罰，警察和社區管理人員的認真負責精神必需肯定，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對社區出入管理方式進行反思。嚴格社區出入證管理，對于防控疫情非常重要。社區出入管理涉及到每一個居民，是一個精細化管理的問題。疫情發生以來，隨著社區嚴格出入管理，一些租房居民遇到了很多問題，如不讓返城的人進入租住小區，漲租金、退租等都有發生。為了加強疫情防控，社區要求居民憑證出入。據了解，很多社區規定一戶家庭可以辦理三張出入證。從家庭規模看，這個政策是有合理性的，不會影響日常生活。如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北京的家庭規模中，一人戶占24.8%，2人戶占30.2%，3人戶占29.1%，三者合計占了84%多，四人以上的戶的占比很小。對于四人以上戶，疫情期間，很多人宅在家，三張出入證也夠用了。但是，這個政策沒有考慮到的問題是，在北京房租價格極高的情況下，很多租房者都是合租的，合租者有的是一人一間，有的是兩人一間，甚至多人一間。一些大戶型通過改變格局，三居室可能改變為四居室（這種改動可能也符合相關的租房規定）。這樣一個三居室可能住四個甚至更多人。這些合租的大多是外來務工人員，他們上班、出行等生活節奏并不一樣，如果不能一人一證，由此帶來的出入難題是必然存在的。由于不好辦證、不合規租房不敢去辦證或者其他原因不能擁有出入證，則就產生了造假的可能性。

　　有了造假證的空間，也就有了疫情防控的安全隱患。因此，從源頭上堵住漏洞，推進社會管理的精細化非常必要。如何改變社區的出入管理方式，既能達到嚴控疫情不留死角，又能讓每一個居民都出入方便，這非常考驗城市的治理能力。現在疫情雖然總體向好，但仍然復雜多變，社區防控更需要做到精準細致。就社區出入管理來說，摸清實際情況，按人發證，就不會出現上述造假行為。此外，疫情防控要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提高管理效率。二維碼、健康碼等現代手段運用于社區出入管理從技術上都沒有太大難題，關鍵是如何結合的問題。利用科技手段實現精細化管理，不僅可以提高效率，也更精準，更有效。

　　總之，疫情給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給社會治理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但疫情防控對于我國的社會治理來說，既是巨大的挑戰，也是一個創新的機遇。唯有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才能夠盡可能地緩解疫情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困擾，戰勝疫情。

　　[ 責編：李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