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師傅接受物流中心測溫。攝影：楊蓉

　　記者 | 楊蓉

　　2月21日清晨六點，母親和兒子還在沉睡，上海藥房的駕駛員王師傅早早地從耀華路家中出了門。他需要在七點抵達位于黃浦的上海藥房公司裝貨，在八點半以前把當天必須發放的口罩送到黃浦區的三家門店，再去松江領取門店后兩天的居民口罩供應。

　　早上8點49分，王師傅抵達了位于松江的合方物流中心，這里是由市商務委統籌安排的上海居民口罩供應地。

　　2月19日為止，六千多家居委、一千多家定點藥店的口罩，就在這里由58家藥品零售連鎖公司指定的58位駕駛員每天從全市各地趕來提貨運出，“有些崇明的都要來這里提貨。”王師傅說。

　　門口的保安把他的車子攔停，上前測了額溫，給了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2月21日，口罩提貨車輛，8”——為了維持秩序，58家企業的車就要按照先來后到依次拿號，排隊領貨。

　　王師傅拿到的號碼。攝影：楊蓉

　　王師傅表示，上海市商務委通常要在上午或者中午才能通知企業去提貨。“我吃完午飯馬上開車去松江，一點鐘左右到，可以領到5號、8號，最晚的一次是（領到）25號。”他說，“從發貨到提貨，最快兩個鐘頭，最長要七八個鐘頭。”

　　最晚的一次，王師傅從一點等到晚上八九點，等得饑腸轆轆、口干舌燥不說，手機都沒電了，公司派人來給了補給才撐下來。

　　從年初二以來，48歲的王師傅幾乎每天都這樣早出晚歸，都忘了過的日子是禮拜幾。明明和78歲的母親、15歲的兒子同在一個屋檐下，卻沒見過幾次，“我出門的時候他們還沒醒，回來之后他們又已經睡了。”

　　為什么會等這么久？這既是因為口罩廠產能存在較大缺口，供需矛盾突出，也因為口罩數據統計的特殊性。

　　上海藥房副總兼后勤運輸保障負責人應磊表示，每日口罩配額的計算，首先需要企業和居委銜接門店提貨量和居民預約量，計算還有多少居民尚未領取口罩，再向市商務委統一匯報，最終市商務委再定下第二天的投放量。市商務委一名負責人也坦言，根據疫情的變化情況，上海市口罩投放的數量每天都在調整。

　　王師傅說，從2月19日開始，企業能夠一次提兩天的口罩發放量，他這才頭一回放了一天“完整的假”，而21日是第一次早上就能來提貨。市商務委負責人表示，這是因為口罩廠和市商務委前一天晚上加班加點，生產、決定好之后兩天的分配數量。

　　上海醫藥商業行業協會副會長周偉平透露，其協會也在幫助市商務委安排口罩投放的數量，把全市六千多個居委會和一千多家藥店配對，再歸到各大藥品零售總部，統計工作做到晚上十一二點是家常便飯，有時還要通宵。

　　駕駛員拿著身份證和領取的號碼進行登記。攝影：楊蓉

　　王師傅熟門熟路地下車，到入口旁的小桌子處登記。他告訴界面新聞，每一位來領口罩的駕駛員都要由各大連鎖公司總部事先向市商務委報備、固定人選，在物流中心登記個人身份證號碼和手機號之后，才能領取公司的份額。

　　“多的5萬，少的2萬，平均（一天）3萬只，”王師傅看著手機日歷，掰著指頭數，“到現在光是給居民的口罩，就應該從我車上走過八十多萬只。”他不無驕傲地說：“想想老盧灣每個居民的口罩都是從我這里來的，蠻有成就感的。”

　　近一個小時之后，入口處終于開始放行，包括王師傅的車在內，好幾輛車都開到倉庫前開始裝貨。跟倉庫工作人員對完數量，王師傅和應磊合力將9箱共41050只口罩堆到車里。

　　上午10點半，應磊和王師傅終于把四萬多只口罩運回公司，可以短暫地休息一會兒。“一會兒下午給門店的配額數出來了，我們還要去送。”應磊說。

　　作為一家中型醫藥企業，上海藥房在全市的18家門店中，有7家是口罩預約購買定點藥店。2月22日上午，上海藥房淮海中路勁松參藥店包括店長在內的三位員工8點就到達藥店二樓，為12點開始的市民口罩售賣埋頭包起口罩，五只一包，十包一摞。該店負責人介紹，勁松參藥店分工很明確，樓上管包口罩，樓下管對外銷售，平均每日口罩量3000余只。“要大半天才能全部分包完。”

　　上海藥房淮海中路勁松參藥店正在分裝口罩。攝影：楊蓉

　　上海醫藥商業行業協會副會長周偉平告訴界面新聞，有些單體藥店提一次貨只拿五百個，按照最初0.38元的提貨價和0.46元的零售價，每只口罩利潤只有六分錢，“連車錢都不夠”。對此，淮海中路勁松參藥店負責人表示，更多企業并未計較利益得失，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

　　疫情期間，從前端到后端，從倉儲到零售，醫藥企業還有許多像王師傅一樣的基層工作人員放棄休假、不舍晝夜，只為給上海居民和企業的防護物資供給提供堅實的保障，他們“沒人提出要休息，也沒有機會休息”。

　　疫情過去之后，你最想做什么？王師傅沉默了一會兒。“休息，”他想了想，又補充，“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