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白云怡 胡雨薇 冷舒眉】“武漢不會孤單。”這是一位留守武漢的外國醫生向《環球時報》記者傳遞的一句話。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武漢一直處于這場風暴的中心，病例數字攀升，整座城市幾乎停擺……對于這座千萬級人口大城市里的民眾而言，這是一場艱難卻又必須打勝的戰斗。一起奮戰的還有生活在那里的外國人士，《環球時報》記者近日聽他們講述了在這個特殊時期與這座城市的故事。

　　德籍教授：形勢嚴峻，但看到了希望

　　2月13日，因納入臨床診斷病例，湖北新冠肺炎確診人數驟增一萬多人。這讓很多人感到形勢依然嚴峻，德籍教授蒂莫·巴爾茨(中文名狄墨)也不例外。

　　狄墨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他聽到一些小道消息說，從本周開始，很多之前不得不在家隔離的病人陸續被收治。“從另一個角度看，相比之前被低估和瞞報的病例數，這樣的數據更讓人安心，也更真實，它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得到確診和收治，這讓更多人看到希望。”

　　45歲的狄墨是武漢大學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專家，他和家人在武漢已經生活了12年，他在這里求學、工作、結婚生子，武漢儼然已是他的第二故鄉。此前，盡管有機會離開，他卻選擇了留下。

　　狄墨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新冠肺炎疫情剛暴發時，他曾陷入不安和恐懼中，甚至一度患上輕微抑郁癥，整夜幻想自己已經感染了病毒。“但我們不能就這樣拋棄親友和同事一走了之。雖然我遠在德國的親人不愿我留下來承擔這份風險，但他們也理解我最終的決定。”

　　狄墨提到，對于武漢突然封城的決定，他是支持和理解的。“封鎖一座千萬人口的大城市無疑是一個大膽而強勁的舉措，這種前所未有的嘗試應該得到全世界尊重。很多人議論政府在疫情暴發早期應對不力，批評封城的決定來得太遲，我認為他們說得有一定道理，但當前還不是追責的時候，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團結一致處理危機、解決問題。”狄墨說，“信息時代，各種渠道的資訊傳播速度很快，這會倒逼官方更快速地向公眾披露真實客觀的消息，但有時準確度比速度更重要，我們要多一分耐心。”

　　狄墨說，他和家人每天通過微信購買生活必需品，當地社區服務和后勤保障很到位。雖然郵遞的速度遠不如從前，但在當前嚴峻的情勢下仍然有人冒著風險每天為他送來生活保障品，讓他和家人著實覺得溫暖和感動。

　　由于并非身處抗疫戰爭的第一線，狄墨說他沒有驚心動魄的故事可以分享，但本周社區里發生的一件事卻讓他很是意外。“我們社區的一位鄰居把自家的大米糧油和新鮮蔬菜擺放在門外，和大家一起分享。在我看來，這一舉動非常特別，真實地展現了艱難環境下人與人之間的美好。”

　　下周，狄墨的兩個孩子就要在“線上”開課了，而他也不得不采用在家工作的模式辦公。遠程辦公仍令這位實驗室科研人員感到有些不自在，工作效率受到影響，但看著一家人的生活逐漸回到正軌，狄墨感到欣慰。

　　狄墨表示，中國政府一向重視在漢外籍人士的安全，特別設置了24小時求助熱線。他對武漢人同心協力、共克時艱充滿信心：“人們總說武漢人勇武善斗，那就讓世人領教一下我們在武漢是如何戰斗的。武漢加油，你我同在!”

　　伊朗小伙：那一刻，我哭了起來

　　十幾天前，29歲的伊朗小伙希那·卡拉米曾面臨或許是他一生最艱難的一次抉擇：離開武漢，還是留下？

　　在1月23日武漢宣布封城后，許多國家決定幫助在當地的僑民離開，伊朗駐華大使館也不例外。“大概是25日那天，伊朗使館的工作人員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問我愿不愿意離開，如果愿意，他們將協調一個航班把在武漢的伊朗公民全部接出去。”卡拉米對《環球時報》記者回憶說。

　　“我考慮了很久很久。我那時很害怕，我知道外國人比如美國人、英國人等都在撤離。但我突然想到：我們都走了，那中國人呢，他們又能去哪里呢？他們只能留在這里，和病毒斗爭下去。那一刻，我決定留下。”卡拉米說，“兩年前我來到武漢，現在我覺得自己也是一個中國人。我在這里獨身一人，我的中國同事和朋友就是我全部的家人。所以我要留下來，為這座城市做點什么。”

　　卡拉米在武漢一家咖啡廳工作。疫情暴發后，咖啡廳停止接待顧客，卡拉米和同伴卻開始思索，在這樣的形勢下他們能為武漢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一點點。最終，他們做出一個決定，為繁忙疲憊的一線醫護人員制作并贈送免費咖啡，給他們提提神。

　　于是，每天上午9時到12時、下午3時到6時，戴著口罩和手套的卡拉米不是在店里制作咖啡，就是在去醫院送咖啡的路上(右圖)。“醫護人員是真正的英雄，我們只是想通過這個舉動讓他們知道，有人在背后支持他們。”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為避免被傳染，我們有時會和醫生隔得挺遠，也不怎么說話，但他們會向我們示意。那是我最開心的時刻。”

　　自疫情暴發至今，卡拉米和同伴們已經為武漢醫護人員免費送了8000多杯咖啡。除了送咖啡，卡拉米不怎么出門，每周僅去超市采購一次。他表示，生活上什么都不缺，只是每天一個人做飯、吃飯，有些孤獨。“現在我已經沒最開始那幾天那么害怕了，但我有時候看到窗外哪里都沒有人，到處空蕩蕩的，就會有點傷心。”

　　也有讓卡拉米振奮的時刻。“那是一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家窗外對面的樓上突然有人大喊：‘有沒有人？’不知道哪里的一個聲音回應了他：‘有!’于是第一個人開始喊‘武漢加油!’周圍出現許多聲音回應他，‘武漢加油’響成一片。”卡拉米說：“那一刻，我感動得哭了起來。”

　　“我已計劃等疫情過去后，要長久地留在武漢生活。因為經歷了這一切，我覺得我比任何時候都要更愛這座城市了。等到疫情結束，我要和所有武漢人一起慶祝勝利的那一天。”卡拉米說。

　　法國醫生：我留在這里更有用

　　法國全科醫生菲利普·克萊因(左圖)在武漢工作生活已有6年多時間，他現在是武漢協和醫院國際門診部的一名醫生，也是國際SOS在武漢的負責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為在武漢工作生活的外國人提供醫療服務。

　　雖然妻子和孩子已經搭乘法國的第二架撤僑包機離開了武漢，菲利普卻兩度放棄撤離機會。他表示這并不是逞一時之勇的“英雄主義”，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我在武漢比在法國更有用。”菲利普對《環球時報》記者解釋道：“我有我的崗位，我必須堅持我的工作，這才是我目前能發揮的最大作用。”

　　對菲利普來說，來武漢是他自己的選擇，而這里的人用尊重和善意接納了他。“我與他們、與武漢同呼吸共命運。留在這里是我能繼續支持他們的最好方式。”菲利普說，他的家人非常支持他的決定并為他感到驕傲。

　　為全力應對疫情，菲利普所在的國際門診部在封城之后關閉，但他每天仍然會去跟他一樣堅守在武漢的外國病患家里，為他們看診、鼓勁。交通不便時，他會騎上自行車前往。

　　由于妻子和孩子都不在身邊，武漢又處于幾乎停擺的封城狀態，菲利普承認，在這樣的日子里，他有時會感到難過和孤單。但更讓他難過的是被突如其來的疫情困擾的武漢人民。“武漢政府和人民付出了很大努力去建設這座城市，尤其是(去年)舉辦軍運會時。所以，(武漢)不應該是現在這樣的結果”，菲利普說。

　　對于當下的疫情，菲利普表示，目前來看，大家對新冠病毒仍然所知甚少，形勢確實嚴峻。一線的醫護人員和所有武漢人民仍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有希望看到拐點。在這樣的情況下，隔離仍然是控制病毒蔓延的最簡單有效的方法。

　　作為有著多年經驗的醫生，菲利普認為，越是艱難，越要控制住情緒，盡快找到方法來解除危機。據菲利普講，他在法國時也曾經歷過流感疫情，所以這次的武漢疫情并沒有讓他感到恐慌，他及其他留在武漢的外國人希望大家保持信心和耐心。

　　菲利普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在這樣的特殊時期，武漢政府和武漢人民一直在積極地應對疫情，盡最大努力去保障日常生活，同時把經濟損失降到最低，“這樣的努力非常鼓舞人心”。此前，菲利普對媒體說他已經準備好了美酒，等疫情結束，妻子回到武漢，與她一起開酒慶祝。

　　也門“詩人”：這不是真正的武漢

　　“你在哭泣，為那些已經逝去的人們。他們如群群鳥兒，向著天際飛騰。就讓淚水流淌吧，猶如滂沱大雨。雨后的大地，每個角落很快獲得新生。”這不是泰戈爾或雪萊的文字，而是在武漢居住的也門人易卜拉欣最近寫下的詩句。

　　易卜拉欣2014年來到中國，但直到去年才來到武漢。他的妻子在武漢讀書，八歲的兒子在當地上小學。面對疫情，易卜拉欣一家顯得格外淡定。“我相信只要按照政府和醫生指導的去做，不出門，就一定不會有事。”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所以我不想離開武漢，我喜歡這里，我想和你們一起堅守在這里，和病毒作戰。”

　　現代科技方便了易卜拉欣的“蟄居”。他告訴記者，除非有極其重要的事情，否則十天不出門一次。他可以通過手機App買菜買肉，會有人送到小區。他可以看電視、下象棋，在網上學習、寫詩，日子一點不憋悶。唯一有點“麻煩”的是兒子阿布迪。

　　學校不開學，阿布迪只好每天在網上上課。“我想去學校，因為可以看見老師和同學。我還想出去玩，等疫情一結束，我就要去找同學們一起玩。”阿布迪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但大人們告訴我，現在要先保護好自己的身體。”為讓兒子開心，易卜拉欣甚至陪阿布迪在客廳踢起了足球。

　　易卜拉欣每天都會關注武漢的確診數字和死亡人數變化，并因此為自己的中國朋友擔心。“從沒想過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現在我每次向窗外望去，都會非常傷心。這不是真正的武漢，從前的武漢那么熱鬧，街上來來往往的人那么多，現在卻好像是你們哭泣的眼淚，可我想看到你們中國人笑起來。”

　　“愛人，我牽掛你的心顫動不已，幾乎要因這災禍的可怖呼出哀聲。”易卜拉欣在獻給武漢的詩中寫道，“當別人已經一個個離別遠奔，這便是一個拋卻生死安危之人，選擇與你共赴此難，情篤意真!”

　　眼下，易卜拉欣已經開始創作第二首獻給武漢的詩。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這首詩中，他相信“黑夜度過，黎明又會來臨。整個國度，終將迎來旭日東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