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04日15:18 來源:猛犸新聞
猛犸新聞·東方今報首席記者 梁新慧/文 沈翔/圖
眾所周知,絲綢與中國古代文明中的四大發明一樣,均產生過世界性的影響,而它與個人生活密切的程度以及流傳之久遠,卻又為其它發明所不及。作為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載體,絲綢起源一直是許多研究者十分關注的重要課題。那么,絲綢的起源究竟在哪兒?12月3日,“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中國絲綢博物館)鄭州工作站揭牌儀式”在滎陽青臺遺址舉行,今后,中國絲綢博物館將與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深入開展絲綢之源研究。而在隨后舉行的“仰韶時代絲綢發現新聞發布會”上,主辦方宣布:在鄭州發現了目前中國最早的絲綢。
(距今5000多年已經碳化的絲織品)
碳化絲織物、骨雕蠶陸續出土,引發“絲綢起源”之問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馴養家蠶、繅絲織綢的國家。
關于絲綢的起源,我國古代史籍中流傳著不少神話傳說。據《通鑒綱目外記》載,黃帝妃嫘祖“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瘃之患,后世祀為先蠶”。《易·系辭下》記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孔穎達《疏》云:“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
考古發現表明,中國可能在裴李崗文化時期就已經出現絲蛋白,仰韶文化遺址內出土尖底瓶及部分罐的外表飾有線紋,個別器物底部發現有布痕,說明原始紡織技術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甚至更早階段已經比較發達。
而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黃河流域的河南滎陽青臺遺址(距今5300—5500年)發現了羅織物,這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重視。
進入新世紀后,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位于滎陽市城區北2千米的汪溝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在出土的一個甕棺內,發現了一個孩童的遺骨,而遺骨被被碳化織物包裹。這一發現,又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
此后,考古工作者又在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了仰韶文化時期的骨雕蠶,值得注意的是,該蠶呈現家蠶造型,并且呈吐絲的蠶形。
鄭州地區陸陸續續出土了碳化絲織物、骨雕蠶,引起了考古界、研究界的重視。一個讓考古界長久關注的問題再次浮現:中國絲綢的起源究竟在哪里?鄭州出臺的系列文物,是否可以認定為中國絲綢的重要起源地?
(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
經科技鑒定,出土絲綢為當今中國發現的最早的絲綢
2015年以來,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與中國絲綢博物館聯合向國家文物局申請“尋找中國絲綢之源”項目,分別在滎陽青臺、汪溝、鞏義雙槐樹等相關黃河流域仰韶文化遺址展開工作。
中國絲綢博物館設立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重點開展紡織品相關文物分析檢測鑒定、傳統工藝與價值挖掘,紡織品文物保護修復關鍵技術研究等工作。
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下,研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2017年和2019年,中國絲綢博物館科研團隊,利用自主研發的酶聯免疫等技術,對滎陽汪溝遺址甕棺內提取的炭化織物的纖維材質和組織結構進行鑒定。
中國絲綢博物館黨總支副書記、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中國絲綢博物館)主任周旸說,根據碳化痕跡孔隙和殘留纖維的電鏡觀察,發現絞經織物,紗線較細,是四經絞羅織物碳化后的痕跡。根據酶聯免疫檢測結果,可以確認絞經織物是絲織品的殘存。這與20世紀80年代青臺遺址出土的織物屬于同類絲織物,是當今中國發現的最早的絲織品。
“而在同一時期的考古發現中,鞏義雙槐樹遺址出土了仰韶文化時期的骨雕蠶,非常重要的是該蠶呈現家蠶造型,并且是呈現吐絲的蠶形,確切地證明了中國古代早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已經開始家蠶制絲。”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說,結合仰韶時代的最新考古發現和科學檢測結果,可以認為,中國絲綢的起源時間很可能在黃帝時代,而鄭州出土的絲綢則是當今中國發現的最早的絲綢。
值得一提的是,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瓦萊麗·漢森2012年在其新著《絲綢之路新史》中,明確認為“中國人確實是世界上第一個制造出絲綢的民族”。
(中國絲綢博物館在滎陽設立工作站啟動儀式)
于無形處尋真跡,絲綢是古人通天地的神圣物品
發布會現場,猛犸新聞·東方今報記者見到了汪溝遺址甕棺內出土的絲織品,它們呈灰褐色塊狀。
“看起來一塊一塊的,但絕對不敢用手摸,一觸就碎。畢竟它們是5000多年前的物品,碳化非常厲害。”趙豐說,他們鑒定的過程,可謂“于無形處尋真跡”,通過科學的手段,確認絲綢的存在。
眾所周知,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國,棉花與古印度文明有關,羊毛與古巴比倫文明有關,亞麻與古埃及文明有關,而絲綢與中華文明有關。那么,中華文明從何時開始?絲綢的起源究竟在哪兒,一直是考古工作者關注的問題。為此,我國開展包括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有關的多項工作,而絲綢文明則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趙豐說,確認鄭州出土的絲綢是當今中國發現的最早的絲綢,雖不能肯定鄭州就是中國絲綢起源地,但將其稱之為“中國絲綢起源地之一”沒有任何問題。絲綢從中部起源,然后通過“一帶一路”傳播,這項考古發現,對于絲綢之源與絲路之源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從學術意義看,學術認知需要建立科學的方法,絲綢保存好的情況下,很容易研究,但在絲綢碳化非常嚴重的情況下,我們利用自主研發的酶聯免疫等技術,確認鄭州出土的絲綢為目前中國最早的絲綢,這是一套科學的方法,也是一套嚴謹的技術方法。”
另外,趙豐還認為,這一考古發現的確認,在人文探索方面也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絲綢誕生之初,不是為了天冷了穿衣,而是同原始宗教、原始崇拜有關。春蠶吐絲、破繭成蝶,寓意重生,而人類也期望生命的延續,把絲作為通天地的十分神圣的物品。”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認為,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如果必須有一個時間節點的話,就是文明出現的狀態,跨入了文明階段。那么,進入文明階段的標志是什么?絲綢的出現,寓意人類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望。因此,這項考古發現的意義十分重大,尤其是在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當下,而鄭州又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城市,這對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都將起到重要作用。
(當年工作人員在處理發現的絲織品)
中國絲綢博物館在鄭設立工作站,研究絲綢之源
12月3日,中國絲綢博物館與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滎陽青臺遺址舉行“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中國絲綢博物館)鄭州工作站揭牌儀式” 。今后,雙方將以工作站為平臺,加強考古單位與科研基地的協作,為鄭州地區的紡織品文物保護事業提供技術和人才保障,為探尋絲綢起源探索新的方法。
“河南考古平時不出絲綢,但一出絲綢,就是震驚于世的大發現。因此,我們決定建立這個工作站,雙方聯合研究,必將取得更大的成果。”趙豐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河南蠶桑飼養從未中斷。但從歷史上看,宋以前,北方蠶桑飼養興盛,之后是南方興盛。絲綢起源的研究在鄭州得以開展,對傳承中華文明特別是農桑文化特別有意義。如今,絲綢生產規模在縮小,絲綢更多的成為文化符號,希望在創新上加強合作,將河南文化利用絲綢載體傳播出去,這也是期待的方向。
據悉,鄭州工作站是中國絲綢博物館在全國設立的第六個工作站。
周旸說,第一個工作站設在新疆,研究漢唐絲綢;第二個設在西藏,研究明清時期用于宗教的紡織品;第三個工作站在甘肅,主要研究各個歷史時期途徑河西走廊的絲綢;第四個工作站在內蒙古,研究我國最北端的絲綢;第五個工作站建在俄羅斯高加索,研究蒙元絲綢;而在鄭州設立的第六個工作站,則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研究中國絲綢之源。
“絲綢具有東方特質,我們必須厘清它的起源,然后才能傳播。雖然我們拿到的是土,在土壤里找絲綢,但這是起源,是起點,是中國絲綢考古重要的物證。隨著工作站的建立,接下來會不斷擴大考古范圍,相信會有更大的驚喜。”周旸說。
陜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出土的陶鷹(上圖)和玉鉞(下圖)(拼板資料照片)。新華社發(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河南淮陽平糧臺城址出土的龍山時期玉冠飾殘片(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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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記者獲悉,近日美國考古學會主辦的《考古Archaeology》雜志評選出了2020年度世界十大考古發現,其中,出土于河南靈井“許昌人”遺址的微型鳥雕像入選。這是繼2007年、2008年出土8萬至10萬年前的許昌人頭蓋骨化石和大量精美細石器之后,河南靈井“許昌人”遺址又一次重大考古發現。
習近平總書記對廣大考古工作者十分關心,強調他們“風餐露宿、青燈黃卷,展現了深厚的愛國情懷、堅定的學術志向、頑強的工作作風”,對他們的成就、付出予以充分肯定,并致以誠摯的問候。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站在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堅定文化自信的戰略高度,精辟論述我國考古工作。經過幾代考古人接續奮斗,我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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