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與中華文明的傳承

　　——紀念甲骨文發現一百二十周年

　　作者：李雪山（河南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殷商文化學會副會長）

　　1899年，甲骨文被發現，迄今已有120年。作為現存最早自成體系的漢字，甲骨文與漢晉木簡、敦煌文書、明清檔案被譽為中國近代學術史的“四大發現”，在世界文化寶庫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編號為Y0712的甲骨。其正面殘存91字，反面82字。這是一篇長篇記事卜辭，表現出殷人對占夢異乎尋常的重視。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一條關于“大驟風”的記錄，是殷商氣象史上極為重要的史料。李韻攝/光明圖片

　　自成體系 綿延不斷

　　甲骨文是指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迄今為止，共發掘出土154600余片，約有4600多個單字。在這4600多個單字中，經考釋而公認的有1700個左右，仍有2900個左右的單字不識。研究證實，甲骨文是目前中國歷史上公認現存最古老而自成體系的文字。

　　然而，長期以來，西方流行的觀點是“中國文字是埃及傳入的”。這種說法的代表人物是法國學者德經，他將漢字的象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對比后認為，中國文字是受埃及文字的啟發而形成的。事實上，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我們通過對比不難發現，甲骨文有著其獨特的異彩之處：

　　中國文字出現的歷史當屬世界領先。巴比倫的楔形文字產生于5500年前，埃及的象形文字產生于4100年前。而隨著中國考古不斷的新發現，漢字的起源時間一再被提前。夏朝有沒有文字，雖然還沒有定論，但是許多夏王朝紀年范圍內刻畫符號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線索，如二里頭文化刻畫符號、陶寺文化朱書陶文、河南登封王城崗刻畫符號等，有的已具有類似文字的性質。因此，我們認為夏代至少出現了文字的萌芽。不僅如此，在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發現了17個距今7000多年的刻畫符號，也為研究中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線索。

　　由甲骨文肇源的中國漢字具有連續性和使用時間長的特點。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到公元前四世紀隨著波斯王國一起消亡了。埃及的象形文字到公元前五世紀也滅絕了，后來的埃及文字沒有將其傳承下去，以至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長期得不到解讀。而甲骨文的境遇卻大不相同，它與后世的文字傳承關系十分密切。

　　從文字結構看，甲骨文不僅完全具備后來漢字方塊的特點，而且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古人總結的漢字造字的六種方法，即“六書”理論：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和假借，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到例證。因此，可以說甲骨文是一種具有嚴密規律的文字，實為后世方塊漢字的鼻祖。由甲骨文、商周金文，到春秋戰國的大篆、小篆，漢魏的隸書及以后的行書、楷書，其嬗變軌跡清晰可見。

　　中國漢字還對周邊國家文字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據文獻記載，中國漢字在秦漢年間傳入越南，并長期使用漢字至十三世紀才有本國文字──字喃，直到十五世紀時，字喃才完全取代了漢字。漢代初年漢字傳到朝鮮，直到李朝初期依據中國音韻，研究朝鮮語音，創造出朝鮮文字，并于公元1443年公布使用，朝鮮才有了自己的文字。晉朝初年漢字傳到日本，至今在日本語中常用的漢字仍有1945個。而其他早期文明古國，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由于絕跡較早，其對周邊國家文字的影響無從談起。

　　記載歷史 傳承智慧

　　甲骨文記載了商周時期，特別是商代晚期273年的史事，內容異常豐富，涉及祭祀、征伐、年成、田獵、疾病、禍福、生育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為我們了解當時的國家形態、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禮制風俗、軍事、農業、手工業、商業、交通，以及語言文字、書法藝術等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甲骨文中有關科學技術的內容十分豐富，顯示了我們祖先的聰慧和創新精神。當時的天文歷法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具有世界上最早關于日食、月食和星象的文字記錄。當時農業的發展水平也居世界的前列，已經種植黍、麥、稻、粟等農作物，掌握了播種、田間管理、收獲、貯存等一整套農作物的栽培和管理技術，其中有關植物水分生理學知識的記載，要比古代希臘早1000多年。甲骨文中還有關于生態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利用的記載，如人們有組織地治理河流、氣象預測、開采銅錫鐵和玉石等礦產資源，甚至都城的布局都考慮了生態環境的影響。當時，我們先人的醫學已取得驚人的成就，已對內科、外科、眼科、耳鼻喉、口腔、泌尿、小兒和傳染病等疾病進行了初步的分科，享譽世界的針灸術在甲骨文中也有明確的證據。此外，甲骨文保存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齲齒記錄，這比埃及、印度和希臘的同類記載要早700至1000年。

　　實證商周 探尋夏朝

　　以夏商周為代表的上古史，曾受到懷疑。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些“古史辨”派學者開始質疑夏代的存在。一個重要原因是有關夏商周歷史的材料很少。比較全面記載三代文明的是《史記》中的《夏本紀》《殷本紀》和《周本紀》，里面記載確切的紀年開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而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國歷史一直沒有公認的年表。再加上《史記》著于西漢，距夏商周時代較遠，作者司馬遷也沒有見到過距其1000多年前的信史——甲骨文，從而導致人們對三代文明的質疑。疑古學派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目前在外國學者中影響甚巨。

　　甲骨文發現后，學者們通過對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證明了《史記·殷本紀》的可信，證實了司馬遷撰寫的商代歷史絕非向壁虛構，從而又極大地提高了《史記》中有關夏朝歷史記載的可信度。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正以《史記·夏本紀》的記載為線索，探尋夏代的歷史文化，目前已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因此，用出土文物去印證古代典籍，重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可信歷史，甲骨文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光明日報》（ 2019年12月01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