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鄭州江山路三全路附近，老鴉陳村民小陳的奶奶近日剛從這棟老年人過渡房中搬走河南商報記者王訪賢/攝

　　河南商報首席記者張恒

　　趙東方給故友孫坤鵬打了一個電話，他得知這位多年未見的朋友已經在義烏從事服裝生意，3歲的孩子在老家開封上了幼兒園。

　　3年前，趙東方決定拍攝一部鄭州城中村拆遷紀錄片的時候，孫坤鵬被選定為故事的主角。他的紀錄片里出現了廟李、劉莊、邵莊、高皇寨等村莊，有擁擠臟亂的街道、逼仄的出租房、幽暗的樓道和不時閃滅的頂燈。

　　城中村改造這16年

　　城市的發展終將掃除某些原有生態，那些循環播放拆遷政策的宣傳車、已經拆除的殘墻，早已換了景象，取代它們的是拔地而起的高樓。

　　孫坤鵬和他的朋友離開鄭州、向房東交還鑰匙的時候，可能想不到，這些被拆遷的人的生活也將開始變化，他們將面臨財富迅速增加后的迷惘，也將為撲面而來的新生活重新計算和糾結。

　　鄭州市的城中村改造從2003年啟動。2010~2015年，鄭州市共啟動拆遷村莊627個，動遷175.65萬人，全域范圍內保持著每年拆遷100多個村的進度。

　　趙東方拍攝紀錄片這一年，張家村作為最后一個城中村改造項目動工拆遷。這意味著，從2016年開始，鄭州四環內再無城中村。

　　城市的擴張還在繼續，鄭州已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GDP和人口總量上創下新紀錄。

　　2019年8月份，鄭州公布的最新拆遷地圖再次引發一陣騷動。

　　拆遷來得猝不及防

　　“請主動自行搬離，以免對您的經營和財產造成損失。在此期間，對于非法生產經營、欺行霸市、危害群眾生命財產的商戶，我們將依法堅決予以嚴肅處理或打擊。”在趙東方拍攝的《真實記錄鄭州城中村拆遷》紀錄片中，一輛白色宣傳車循環播放著拆遷政策，旁邊是來往的電動車和匆匆而過的行人。

　　2015年夏天，鄭州老鴉陳。杜文濤高考之后一周才注意到這種宣傳車，以及街頭巷尾議論拆遷的鄰居。這時候，他家已經要搬走了。杜文濤家里的4層樓，每年能帶來超過10萬元的租金收入。拆遷后，按家庭4人賠付480平方米安置房、80余萬元拆遷款。

　　作為城市流動人口聚集地，和老鴉陳一樣，鄭州北三環的多個城中村都有不菲的定期租金收入。其中包括“中原小香港”陳寨、劉莊、馬李莊等，很多村民的樓房能蓋到將近20層，迎接著一批又一批的務工人員、剛畢業的大學生、做生意的小販。

　　老鴉陳本地人口約1.5萬，流動人口最多時有逾20萬。

　　杜文濤在這里度過了18歲前的美好時光，他的玩伴主要來自家中的租客。放學回家，五六個玩伴在暮色中瘋跑、捉迷藏，路邊的小樓成為最理想的藏身處。

　　父親喜歡喝酒，經常和租戶喝酒聊天。家里做包子、油條等，母親也會讓杜文濤送給租戶一點。

　　這種像暮色一樣逐漸遠離的記憶，摻雜有最普通的生活細節，比如家里經常去租戶的商鋪買雞蛋、豬肉；比如一對經常吵架的小情侶，因為沒錢支付房租，在杜文濤家人外出時卷起行李悄悄離開……

　　“我們是不舍的。”一個夏天的夜晚，杜文濤一家人散步時看到家里被拆除的門窗，生出回家居住的念頭。但這也僅僅是一個念頭，因為新生活就要開始了，盡管一切來得猝不及防。

　　31歲的鄭東新區祭城人李華強已經入住回遷房7年，他對老家賈崗村的記憶是田地、魚塘和兩層的自住房。不同于城中村，10多年前拆遷時當地還沒有什么高層樓房，村民以種地為主。如今村民都搬進了新小區。“最直觀的感受是環境比以前優美了，生活更加便利了。”無論如何，村民們較早地享受了城市化帶來的紅利。

　　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回遷改變了原有的村莊式的人際生態。原本一家人同住一個院落的相處方式，變成了同一走廊里兩代人門對門的“鄰居關系”；村子里的堂親由此前散狀分布的雞犬相聞，轉為以樓號、電梯為符號的現代社區形式。

　　這種改變帶來的影響是雙面的。搬入回遷房后，李華強和親戚們離得更近了，也就是從這棟樓到那棟樓的距離，在小區經常見面，也經常走動；也有因此產生矛盾的家庭，兄弟倆分房子鬧矛盾，爭論父母的房子應該給誰；也有分到房子后沉溺于賭博的，最終淪落到變賣房產。

　　從房東到“流動人口”

　　杜文濤搬離老鴉陳時，沒有來得及和朋友們一一告別，在江山路上與他打鬧的玩伴大都像夢一樣跑丟了，唯一能聯系上的玩伴現在是他最好的朋友，家里在鄭州買了房，就職于一家廣告公司。

　　杜文濤所謂的搬家，是搬到了在自家的耕地邊搭建的活動板房里。

　　盡管每年手握數萬元的過渡費，但很多老鴉陳的村民都首先選擇搭建臨時房屋。杜文濤的家人在板房里住了一年后，租住了社區樓房。

　　按照目前的施工進度，家里的回遷房2021年前后才能入住。杜文濤已經搬了三次家，現在他們居住的是年租金2.3萬元的三室兩廳。他的朋友中，有的因為回遷房爛尾等原因，已經在外“漂泊”了10年。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拆遷后，沙門村人陳國慶的收入有所減少。陳國慶家原來有一棟13層高的小樓，對外出租房屋達100多套，每月租金收入約8萬元。拆遷后，給他的補償面積有1200多平方米，除了自住，交房后的對外出租，月收入在3萬元左右。

　　陳國慶也了解到，家中拆遷的年輕人貸款買房、買豪車，但原來的固定房租收入減少后，缺失了最重要的資金來源，不再敢出去亂吃亂喝。

　　2008年前后，大量人口流入鄭州。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10年鄭州市約有流入人口160萬。沙門村這些10多層的出租房大都興建于此時，而之前村里的房子以兩層為主，蓋一棟樓需要100多萬元，很多人借錢蓋房，期望借助城市發展帶來的機遇增加收入。“到2016年，一部分人可能連成本都還沒收回來，就拆遷了。”

　　在房產交付之前，政府部門會發放一筆過渡費用，拆遷家庭從此開始了鄭州市內的“流動”。今年7月份交付新房的興隆鋪村民中，很多人為盡早結束這種“漂泊”，拿到鑰匙后直接搬入毛坯房，同時進行裝修作業。

　　45歲的陳國慶細數了身邊家里拆遷的朋友，總結出兩種遷徙軌跡。有三分之一的人本身家庭條件不錯，蓋房子借的100多萬元已經還完，拆遷前幾年就買了商品房，拆遷后直接搬去居住；另外三分之二拆遷時沒有購買商品房，他們認為自己家有這么多房子，沒有必要再買房，所以拆遷后只能在外租房住，也就造成了很多人回遷房交房后直接搬入毛坯房。

　　陳國慶見過很多處于拆遷與回遷過渡期村民的生活狀態：

　　“我家親戚一年能搬家好幾次，比如簽租房合同半年，到期后房東要求漲價，親戚不能接受，就得再次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