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影響人們的獲得感，法治發展影響人們的安全感。近代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實踐表明，成功從來不會是“單足跳”，而必定是步調協同的“集體舞”。對于大國而言，更是如此。法治同樣既是構成中國奇跡四梁八柱的重要部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法治中國的建設進程同樣是中國發展故事中令人感佩的章節。

確定預期性：法治發展的內在要求

中國奇跡，是中國人民辛勤勞動干出來的。鄧小平同志指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來的，不干，半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強調：“社會主義是干出來的，新時代也是干出來的！”改革開放給社會松綁，讓老百姓自己決定雙手往哪里使勁，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讓老百姓充滿了力量，但真正讓老百姓“干起來”，還有一個關鍵條件。那就是一個確信或預期：人身是自由和安全的，財產也是安全的。

法治的作用，就在于給社會提供確定性和可預期性。《孟子·滕文公上》說：“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明人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說，“事不出于預期，人自難於早見”，“安所措手哉？”講的都是一個確定性問題。有恒產者有恒心，關鍵就在一個“恒”字，指的是一種穩定、安定、確定的狀態。只有在一個確定的狀態下，人們才能規劃人生、安排生活、發展事業。如果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或者“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干了收獲卻不是自己的，甚至連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證，人們就不會努力，聰明才智也不會充分涌流。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取得了一個同樣不可思議的奇跡。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急劇轉型、矛盾易發多發的劇烈變革之世，竟然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天地之間，人命最貴。2016年，我國每10萬人中發生命案0.62起。有比較才有鑒別，2015年，美國的這個數據是4.88，法國是1.58，瑞士是0.69，德國是0.85；許多人津津樂道的北歐國家中，丹麥是0.99，芬蘭是0.91，瑞典是1.15。中國0.62的成績，世界排名第17位。可以說，中國是世界上命案發案率最低國家之一。

2018年，美國民意調查公司蓋洛普在142個國家和地區采訪14.8萬名15歲以上公民，基于居民自身的安全感，發布《全球法律與秩序報告》，中國獲得88分，居民安全感排名第十。不管是外國旅客，還是本國居民，在中國都能放心地半夜“擼串”，女性也不用擔心單身出行。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安全已經習以為常，感覺理所當然。而且中國還是在警察人數偏少的情況下，取得這樣成績的。據聯合國有關組織的估算，全世界各國每10萬人口警力數平均約為300人，只有不到十個國家的每10萬人口警力數低于100人。中國每10萬人只有120個警察，相比之下，美國有245個，英國有307個，俄國有246個，日本有197個。

除了人身的自由和安全，中國人能放心去“打拼”，還因為有財產安全有保障。根據世界銀行報告，改革開放以來，1978年至2014年期間，中國實際人均收入增長16倍，超過8.5億人擺脫了貧困，中國大多數家庭都經歷了一場財富革命。2018年中國公民出境游接近1.5億人次，全世界“買買買”；全國已有15個城市、1.45億人達到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的發達國家水平；上海、北京和香港，均進入亞洲經濟體量最大城市的前四名。財產安全的另一個方面，國際公認的是，非本國居民知識產權申請數量是反映一個國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營商環境的“風向標”和“晴雨表”。2018年，我國共授權發明專利43.2萬件，知識產權使用費進出口總額超過350億美元。2018年，國外在華發明專利申請量達到14.8萬件，較上年增長9.1%；國外在華商標申請量為24.4萬件，較上年增長16.5%。

在中國，安全看得見。利用信息化技術，中國正在打造全世界最全面、最鮮活、最直觀的司法公開。人民法院庭審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執行信息公開、審判流程公開四大公開平臺，實現了司法公開的全流程透明和全方位覆蓋。司法公開極大地壓縮了司法腐敗的空間，倒逼了法官能力的提升，增強了司法公信，提升了司法權威，打造了司法公開的中國模式，樹立了司法公開的中國高度。

人身有安全，財產有保障，透明看得見。這樣的法治水平，對一個人口眾多、國情復雜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當然是了不起的成績。

系統穩定性：法治成功的共同道路

確定性和可預期性的實質，就是以法治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以及相應的交易安全。在這個意義上講，安全是發展的基礎。安全依賴于法治。但法治保障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要靠“擼起袖子加油干”。而且，可能干得很艱辛，還不一定能夠干成。法治是當今世界的主流話語和共同愿景。在政治制度、價值理念、意識形態以及切實的國家利益爭奪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法治是少有的共同語言，是當今國際最低限度的共識之一。尤其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法治更是他們熾熱的追求。從某種意義上講，五湖四海、膚色不同、種族多樣、政見歧異的所有人，幾乎共享著一個全球性的法治理想。

研究各個國家法治建設的成敗得失，會有一些共性的發現。一是，法治建設與經濟發展關系密切。除部分中東產油國外，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法治建設水平雖然不能完全一一對應，但大體上呈正相關的關系。二是，法治發展與社會穩定息息相關，政治與社會不穩定，就沒有法治可言，而法治反過來又促進社會的穩定。三是，法治成功與西式選舉民主沒有必然關系。四是，法治建設的成功都依賴于一個穩定而強大的政府，需要強大的國家能力。五是，法治必須能管住“關鍵少數”，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從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發展中恰恰最容易出現的就是穩定問題。一旦政局不穩，社會動蕩，則萬事皆休。某種意義上說，穩定是“一”，其他的都是“零”；沒有了穩定作為基礎，一切歸零。法治建設有助于經濟發展、社會有序、政治穩定，而同時，法治建設的成功也有賴于經濟發展、社會有序和政治穩定。

易言之，法治的成功一定不是單兵突擊，而是協調共進，是與經濟、社會、政治等其他各領域建設相協同的系統性成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將全面依法治國看作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堅持厲行法治，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養和道德素質。這體現了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對法治建設規律的深刻洞察。

整體協同性：法治建設的中國密碼

是先有法治藍圖，嚴厲約束國家權力，然后大家都嚴格遵守法治、依法辦事；還是依靠一個強大的國家，在國家建設的過程中不斷發現問題，精心布局，立法訂制，逐漸完善法治？這是兩種不同的認識論。前者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浪漫理想，而后者才是許多國家篳路藍縷建設法治的現實。

中國走的是現實主義的法治建設之路。根據黨的十九大報告新的“兩步走”戰略部署，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其中一個目標就是“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基本建成”。當然，目標高遠，并不代表當下卑微。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能夠位列世界最安全的國家之一，很好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和財產權利，這本身就是歷史性的成就和貢獻。

從二戰以來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的法治建設成敗得失中，可以發現一個顯著的“國家能力悖論”。通觀全球，只有那些具備經濟發達、政治穩定、社會有序、政府有力等各項條件的國家和地區，才有不錯的法治，或者法治能夠轉型成功。而這幾個方面，都屬于國家能力的范疇。故而可以說，國家能力是法治建設必要條件，也算得上是法治轉型的成功之道。但即便具備強大的國家能力，也未必能成功建設法治。比如有些拉美、中東國家，都一度出現過經濟發達、政治穩定的局面，但并未能建成公認的法治國家。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這些國家雖然國家能力強大，經濟也曾經很發達或者現在仍然很發達，但要么強人政治，要么政教不分，權力高度壟斷而且很難受到約束，司法受到權力的干預，無法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法消除特權和腐敗，自然不能成功建設現代法治。因此，國家能力是法治建設成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中國共產黨從來不認為自己的執政地位是與生俱來的，更不認為是一勞永逸的，而是始終保持強烈的憂患意識，深刻認識自己面臨的長期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深刻認識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的尖銳性和嚴峻性，持之以恒正風肅紀，以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和執著堅持零容忍、全覆蓋、無禁區，抓住關鍵少數，增強自我純潔和凈化能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法治建設，而中國共產黨又自覺地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反對任何人凌駕于法律之上。

從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到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再到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依法執政確立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特別是十八大以來，將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到“四個全面”，從關系到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高度來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厲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國放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來謀劃、來推進。這種咬定法治不放松，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代接著一代干的法治建設，是世所罕見，也是史所罕見的。這背后，就在于中國有一個先進的、無偏私而又不斷自我革命的執政黨。

但這條路極端困難、艱辛。往這邊偏一點，可能就是一個強大的“利維坦”，法網“密如凝脂，繁似秋荼”，不斷吞噬個人自由和權利；往那邊偏一點，可能就是國家能力孱弱，發展步履維艱，在列國競爭中掉隊，甚至淪為無政府狀態的失敗國家，公民權利更是無從談起。特別是對于廣土眾民的大國而言，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發展難題和任務，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發展情況和訴求，國家必須保持法制統一，但又要給地方和社會留有余地，既要能夠集中精力辦大事，又要充分發揮“兩個積極性”，發展如何規劃，建設如何布局，資源如何投放，謀篇布局，必須步步精心。

　　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千頭萬緒，都涉及到法治的保障。但法治并不是國家建設的全部。在這個過程中，法治既是重要的發展保障，又是發展的重要一環。經濟發展、社會有序、政治穩定與法治昌明，相互依存，相互支持，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又不斷在國家建設大局中相互競爭議程的優先性和資源的投放量。歷史已經證明，能否在國家發展的全局中來布局法治，能否讓法治適應國家發展的大局，絕不是浪漫主義的“隨意選”，而只能是現實主義的“彈鋼琴”。奏出美妙樂章的，也不僅僅是靈巧的十指，更是一顆智慧的大腦。在國家建設中，這個“大腦”就是國家能力大小以及能否明智運用的關鍵，其實質就是需要一個堅強有力而又智慧自警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建設法治中國，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也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中國持續發展、穩健前行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