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出甘肅，打破敵人堵擊紅軍主力北上計劃

　　踏訪過灃峪口會議遺址之后，8月18日，“追尋初心——再走紅二十五軍長征路”，河南廣電全媒體報道團從西安市長安區灃峪口村出發，沿著紅二十五軍當年進發的路線，前往甘肅省涇川縣，踏訪紅二十五軍軍魂吳煥先犧牲之地。

　　當年，紅二十五軍召開灃峪口會議決定北上會師陜甘紅軍之后，即從灃峪口出發，經周至、戶縣、新口子（駱峪口）、佛坪、西江口、留壩西進。在雙石鋪活捉胡宗南高級少將參議后證實：紅軍一、四方面軍確實已在川西會和，先頭部隊已越過松潘北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西調，堵擊紅軍主力北上，敵人后防留駐天水。據此，紅二十五軍決定立即西出甘肅，牽制胡宗南的主力，打破敵人堵擊紅軍主力北上計劃。

　　1935年8月2日，紅二十五軍從雙石鋪出發，打下兩當，急向天水挺進，打下天水北關，即而轉向鳳凰山、沿河鎮，強渡渭水，打下秦安；繼向通渭前進，威逼靜寧，打下隆德，轉進六盤山，經瓦亭、三官口，威逼平涼，在白水鎮打垮馬鴻賓一個旅，徑向涇川挺進。

　　正是在涇川渡河攻打涇川時，軍政委吳煥先因受傷而犧牲。

　　崇拜“馬先生”，把馬克思的畫像掛在神龕上

　　從灃峪口到甘肅涇川縣，240公里左右，我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才趕到涇川縣城。19日一大早，我們就前往涇川縣城西10公里處的汭豐鄉鄭家溝村，吳煥先烈士紀念館就在這里。

　　在紀念館，展示展覽區全方位展示了紅二十五軍長征激戰四坡村的經過，以及軍政委吳煥先輝煌的革命經歷。

　　其實一路踏訪，對于吳煥先的經歷，我們還是相對了解的。這位紅二十五軍的“軍魂”，1907年7月31日生于湖北省黃安縣四角曹門村（今屬新縣箭場河鄉）；1923年，當他16歲時考入麻城蠶業學校，開始接受革命思想；1924年，在學校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從麻城蠶業學校畢業時，帶回家的不是父親希望的一官半職的“委任狀”，而是一張馬克思的半身畫像。

　　他一進家門,就把供在中堂上的“天地君親師”的神像和牌位弄了下來,然后恭恭敬敬地貼上了馬克思的像。他的父親一看,火冒三丈,嚴厲地訓斥說:“這是敬神仙和祖宗的地方,你怎么把一個大胡子的洋人貼在這個地方?他是什么人值得你這樣崇拜,你趕快給我扯下來。”說著,就要動手把馬克思的像扯下來。吳煥先對父親說:“這位大胡子先生,雖說是一個外國人,可他很有學問,他主張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解放全人類。而今,中國的許多仁人志士都在按照他的革命主張做,改變吃人的舊世道,創造出一個新世道來。”最終,他說服了父親,用馬克思的畫像取代家里的神像,供奉在中堂之上。

　　1926年，吳煥先加入中國共產黨，燒了自家的田契債約，在村里建立了第一個農民協會，并發動了向地主“借糧”斗爭。他的父親、哥哥和大嫂等一家六口因其得罪了地主被殺害。

　　親人的鮮血，讓吳煥先認識到，農民運動要取得最終的勝利，必須要有農民武裝，他因此辦起了革命紅學。之后，他帶領紅學會會員，突襲緝私鹽卡，鎮壓反動土豪。

　　1927年11月，他又率紫云區農民武裝參加黃麻起義；之后還帶領部分武裝在黃麻地區和光山縣南部堅持武裝斗爭，為開辟以柴山堡為中心的鄂豫邊蘇區創造了條件。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蘇區后，吳煥先任鄂東北游擊總司令部總司令，參與領導重建第25軍，任軍長。在國民黨軍重兵劃區“清剿”、蘇區大部喪失的嚴峻形勢下，指揮部隊連續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楊泗寨等戰斗的勝利。1934年4月，第25、28軍合編為第25軍后，吳煥先任政治委員。

　　1934年11月奉中共中央指示，吳煥先又率部進行了長征，戰勝敵人的圍追堵截，進入陜西南部秦嶺山區，廣泛發動群眾，建立民主政權，組織地方武裝和發展紅軍主力，開展游擊戰爭，領導開辟了鄂豫陜蘇區。他先后擔任了中共鄂豫陜省委副書記、代理書記及紅二十五軍政委等。

　　1935年8月21日，他在甘肅涇川渡河反擊敵人時犧牲時，年僅28歲。他犧牲后，毛澤東主席曾高度評價他說：“紅二十五軍遠征為中國革命立了大功，吳煥先功不可沒。”

　　“四望眾山低，昂然獨出奇”

　　雖然對吳煥先的事跡頗為熟悉，但再次聆聽之后還是十分動容。尤其是他一家六口被殺之后，幸存下來的母親、妻子也沒能逃過厄運：1933年秋，在圍攻七里坪的艱苦日子里，吳煥先的妻子曹干仙得知部隊嚴重缺糧，就帶著他的老娘四處乞討，并將乞討的半袋糧食和十幾個雞蛋送給了部隊。期間，老娘因不舍得吃討來的糧食而餓死；而他的妻子，則餓死在下山的途中。臨死，也沒能夠告訴他：“我們有娃了！”

　　我想起在陜西丹鳳庾嶺鎮采訪楊青山時，說到吳煥先13歲的侄子吳小鎖，因在庾家河之戰中受重傷而不治的情形。那個時候的吳煥先，先是一再懇求楊青山的爺爺無論如何也要救活吳小鎖，繼而他也明白，“他沒多少時間了”。眼睜睜地看著親侄子在自己的面前死去，吳煥先該是多么地悲痛！當年，他曾贈送侄子一把戰刀，希望他用這把戰刀殺出一個新世界。但侄子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唯有這把戰刀，如今躺在紀念館里的展柜里，無言地敘說著這段歷史。

　　一門11口人，其中就有10口人，被殺的被殺，餓死的餓死，戰死的戰死；唯一的幸存者，是比吳煥先小四歲的弟弟，其隱姓埋名逃到江西，才保著一條性命。這個全家唯一幸存下來的弟弟，之后并沒有因為哥哥吳煥先的特殊貢獻而受到優待。他在家鄉當了一輩子農民，病逝前不久還在堅持生產勞動。“前幾年我們征集史料時去過他家，困難得很。”吳煥先烈士紀念館館長李曉京說。

　　家與國，孰輕孰重，吳煥先的選擇，就是答案。“四望眾山低，昂然獨出奇。白云分左右，惟爾與天齊。”1925年暑假，他與好友同登天臺山留下的詩句，或是最好的說明。

　　84年后，我們一行人來到吳煥先的墓前，獻上一叢鮮花，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之際，無以言盡我們的心情。“四坡遺址芳草立，萬木垂淚泣血滴。紅軍樓記軍魂勇，悲歌慟哭祭戰旗。”報道團臨時黨支部書記劉寅所寫的這四句詩，或能表達我們此刻復雜的情意。

　　萬木垂淚祭軍魂

　　在紀念館和墓地，我們不能體會到四坡戰役的慘烈。8月20日，我們決定前往四坡戰役的戰場去憑吊。四坡戰役的戰場，就在紀念館對面汭河北岸的山上；我們憑吊的第一站，就是汭河北岸的紅軍渡河口處。

　　出發時，頭夜的細雨依舊在密密麻麻地下，我們踩著泥濘，走過一段長長的河堤，過了一座小橋，又是一段長長的河堤，便到了汭河北岸的山腳下。一塊醒目的“渡河口”石碑，提醒我們已到了紅軍當年渡河的河口。

　　這是汭河的一個拐彎處。站在石碑旁下望河水，河水并不怎么寬，水流也不怎么急，涉水過河，應該沒有多大的困難。與當年紅軍渡河時的情形相比，實在不可比擬。

　　吳煥先紀念館館長李曉京說，當年的河水比這要寬得多，也要深得多，還下了暴雨，就在渡河的過程時，還爆發了山洪，導致河水迅速猛漲，幾名戰士不幸被急流卷走。情急之下，吳煥先指揮部隊用布匹擰成繩索，拴在河兩岸的樹上牽引強渡。

　　雖然雨不大，河水也不怎么寬和深，但李曉京說，我們今天來的時間和環境，是所有采訪者中最好的一天和最有現場感的環境。首先，明天（8月21日）是吳煥先犧牲84周年的紀念日。在這樣的日子下雨，草木淋了雨，猶如含了淚，說明草木也以哭祭的方式來紀念吳煥先這位先烈。其次，雨下得不大不小，可謂恰到好處。下大了，無法拍攝；不下雨，無法感知當時的渡河氛圍。

　　李曉京說得有道理。細雨之下，我們似乎也感知到草木在雨中的肅穆，也感受到這山川地形的無常。看著山頭變化多端的雨霧，看著腳下濕滑得摔了幾位報道團記者的泥濘，更能體會到紅二十五軍戰士當年渡河或作戰時的艱難。

　　一顆子彈射中了他的胸部

　　在雨中，李曉京把我們帶進了當年的戰場。

　　據其講，1935年8月21日，紅二十五軍進入涇川縣王村鎮，從向明上中塬，在四坡、掌曲一帶部隊進行了短暫休整。臨時軍部就設在村民張鎖房家的二層土樓上，吳煥先、程子華、徐海東等軍首長在此舉行了臨時會議，決定按照“灃峪口會議”的既定方針，戰略上繼續北上，向陜甘紅軍靠攏；戰術上南渡汭河，佯攻靈臺，造成奪路入陜的假象。

　　會后，徐海東率第二二三團布防斷后；吳煥先、程子華率領第二二五團和手槍團經四坡、掌曲、羊圈洼下塬，從汭河北岸東王村進行渡河，程子華則帶領已經渡河的部隊在南岸警戒布防。

　　李曉京說，就在正渡河時，塬上忽然響起槍聲，國民黨軍第三十五師一〇四旅二〇八團在團長馬開基的帶領下，從涇川城西王母宮山紙坊灣突然襲來。紅二十五軍第二二三團三營首先與敵接火，當即憑借房屋、土墻和窯洞，分班分排展開激戰。第二二三團重機槍連連長戴德歸奮不顧身地把一挺重機槍架在窯洞頂上，向蜂擁而來的二〇八團猛烈掃射，壓住了馬部的進攻勢頭。徐海東命令第二二三團一、二營立即投入戰斗，猛烈反擊。

　　前有大河，后有重兵。敵人一旦撲上來，傷病號、騾馬、輜重、行李……后果不堪設想。吳煥先聽到槍聲后，沉思片刻，就果斷地讓戰士們趕緊渡河，自己則率領交通隊和學兵連一百余人由沈家坪急速上塬，直插馬部側后，形成了夾擊之勢。

　　馬部只顧發起進攻，卻沒想到從背后殺出一支奇兵，頓時亂作一團。吳煥先一面指揮部隊猛烈反擊，一面大聲疾呼：“同志們，壓住敵人就是勝利，決不能讓敵人逼近河邊！一定要堅決地打!”在他的鼓舞下，指戰員們不顧泥濘路滑，迅速搶占制高點，向敵人發起沖擊。

　　戰斗過程中，吳煥先始終沖鋒在第一線，在敵人被沖亂了的時候，他把望遠鏡向前一舉，喊聲沖啊，就拔腿向前沖去，當他跑過一條沒有水的旱河溝，正向河岸躍進時，一顆子彈射中了他的胸部，他倒在了泥濘之中。吳煥先的警衛員、后來做了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員的廖輝和一名姓趙的戰士看到后，趕緊撲上去抱住他，但他已不省人事。

　　戰士們聽到吳政委負傷了的消息，一個個悲痛至極，也怒火萬丈，奮不顧身地向前沖，與敵人拼刺刀展開肉搏戰。最后將敵人趕到了一條深溝里全部殲滅，敵團長馬開基也被擊斃。

　　政委身上的血衣，我要帶去交給黨中央和毛主席

　　據當時的紅二十五軍戰士、后來做了解放軍總后勤部油料部部長的魏文建回憶，看到政委受傷后，交通隊二排的一個班，一面通知前面的兩個班，一面把政委往山下抬。

　　當時雨下得很大，加上山高、路陡還泥濘，戰士們單身行走都很困難，抬著政委下山就更困難了。他們就干脆坐在泥水里，像坐滑梯一樣向山下滑去。他們想盡了一切辦法，克服了種種困難，才把政委背到軍部房子里。軍醫錢忠信聞訊從河邊趕來搶救，但終因傷勢過重，當晚，吳煥先就去世了。

　　紅二十五軍戰士、后來做了南京軍區后勤部政委的張希才，雖然在戰斗結束后很疲勞，但聽說吳政委受了重傷，心里就記掛著他的傷勢，躺在門板上迷迷糊糊地睡不著。朦朧中，副軍長徐海東的警衛員把他推醒了，告訴他徐副軍長找他。他一見徐海東就問政委的傷情怎么樣，徐海東眼圈紅了，大顆眼淚滾落下來，好半天，他顫抖的嘴唇里才擠出一句話：“政委在剛才的戰斗中犧牲了！”

　　徐海東要張希才不要難過，打起精神辦幾件事：第一件，就是買口好棺材，不論花多少錢都行，一定要好的；第二件，要做一件好內衣，因為政委沒有一件好內衣。

　　徐海東還對他說：“政委身上的血衣，我要帶去交給黨中央和毛主席，作為永久的紀念！”

　　一切置辦齊備后，深夜，在軍部昏黃的油燈下，吳煥先的遺體被安放在一塊門板上。他面色平靜，就像睡著了一樣。警衛員廖輝哭著端來一盆盆溫水，徐海東含著熱淚，仔細地擦去吳煥先身上的血跡。洗凈遺體，換上干凈的軍裝，穿上他生前喜愛的一件繳獲的青呢大衣，蓋上了毛毯。這一切，徐海東做得那么輕，好像生怕碰痛了他、驚醒了他。

　　根據當時的情況，葬禮需要暫時的保密，不能舉行隆重舉行。他們就悄悄地把他安葬在了吳煥先現在的墓園處。

　　“吳政委”活在他們心里

　　據廖輝回憶說，由于吳煥先政委在紅二十五軍享有崇高的威望，為了穩定戰士們的情緒，他犧牲的消息只傳達到營級以上干部層面。

　　幾天不見吳政委，戰士們就問開了：“吳政委呢？”在行軍中，走在前面的戰士回答說：“吳政委可能在后邊吧。”走在后邊的戰士說：“吳政委可能在前邊吧。”一天，一個戰士跑過來問廖輝怎么不見吳政委，廖輝哽咽著說：“吳政委在我們前面。”在廖輝心里，吳政委永遠走在他們的前面。

　　看著當年戰士們的回憶，一個鮮活的“吳政委”在我們眼前和腦子里徘徊。我們冒著越下越大的雨水，曲折爬上那個被稱作“塬”的高山。這里已經沒有了戰爭的硝煙，平整的土地上是大片大片的蘋果園，累累的果實透露著豐收的喜悅。“吳政委”在哪棵樹下開過槍，“吳政委”倒下的那條“旱河溝”在哪里，我們已無從尋覓。青山隱隱，萬木森森，山河似乎以這樣的方式，紀念那段永不磨滅的歷史，以及那個可垂青史的人。

　　我們來到王村鎮羊圈洼村，去尋找紅二十五軍的軍部、也是吳煥先當晚去世的地方。

　　這是一座低矮的兩層土樓。泥坯土砌就的墻壁，有五十厘米之厚；房內的空間不大，大約有五六平方米的面積。

　　78歲的村民張存義說，這就是當年紅二十五軍軍部所在地，也是吳煥先去世的地方。他們今天把它叫做“紅軍樓”。他說，這座樓，本是村里一家大戶人家的財樓。當年，村里幾十戶人都住在半山腰或山下，只有這戶大戶人家住在山上。紅軍來了之后，士兵住在山下的百姓家中，而把軍部設在了山上這戶大戶家，大概便于瞭望和警戒。小時候起，張存義就聽父親講，當年，紅軍的一個“大官”死在了這里，但沒想到是“吳政委”。

　　沒想到是“吳政委”的羊圈洼村村民，后來知道了死去的紅軍“大官”就是紅二十五軍政委吳煥先。80多年過去了，從孩童到古稀的張存義，一直生活在“吳政委”的傳說中。而今，他也做起了“紅軍樓”的義務講解員，將他所知道的紅二十五軍及吳煥先的故事，向前來憑吊的人一遍遍地述說著。

　　那場戰爭已經遠去，而“吳政委”的傳說，依舊會活在張存義們的口中和心里。

　　不忘初心，涇川實現6萬多人脫貧

　　我們前往紅二十五軍渡河口時，曾路過一個村子。這個村子道路的一側，是一排排嶄新漂亮的四合院，白墻青瓦，綠樹環繞，格外引人矚目。而在道路的另一側，則是一排排長長的塑料大棚和磚砌大鵬。

　　這個村莊，就是汭豐鎮東王村。來自平涼市糧食物資儲備局的扶貧干部李樹周說，這些大棚是涇川縣蔬菜辦援助建造的，一共建造了20個磚砌大鵬、60個塑料大棚，幫助村民種植香瓜、西紅柿等蔬菜瓜果來致富。

　　68歲的村民張福林，正在一座磚砌的大棚里拾掇他種植的西紅柿。這些西紅柿植株高與人齊，掛滿了或青或紅的西紅柿。張福林說，大棚是縣里給蓋的，每座大棚投資了12萬元，村民每年只需要拿出3000元租金就可以了。他租借了兩個大棚，每個大棚種植西紅柿可收入1萬多元，刨除大棚的租金，可有七八千元的收入。

　　我為張福林的這分收入感到欣慰。記得剛來涇川縣城的次日黃昏，我曾沿著一條不怎么繁華的小路前往縣城西郊的山下，那里的一些民居還是土坯墻，我曾為這里居民的脫貧而擔心。

　　但走在涇川縣城的大街上，街道兩邊的蔬菜攤、瓜果攤、早餐攤等比比皆是，人流熙攘之中，顯示著人們的滿足與活力。看到這一幕，我不再擔心了。在我的認知里，涇川縣是一座包容且有想法的城市，它給每個百姓以自強不息的機會。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地方，是應該有機會脫貧致富的。

　　涇川縣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崔飛說，涇川是一塊紅色的土地上，是紅軍長征途中重大革命事件發生地。1935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第25軍政委率部與國民黨軍隊激戰，血沃涇川，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近年來，我們不忘紅軍當年的初心，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為指導，把脫貧攻堅作為重大政治事務和第一目標，緊盯“兩不愁、三保障”標準，全力實施脫貧行動，全縣累計脫貧1.02萬戶、6.28萬人，實現了整縣的脫貧摘帽。進入新時代，縣委縣政府帶領全縣36萬人弘揚紅色文化，傳承革命精神，繼續進行新的長征。當前，涇川正準備進入深入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小康的關鍵時期，縣委也全面開啟了新時代的長征路。我們將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大力弘揚革命精神，以攻城拔寨的決心，堅持打贏脫貧攻堅戰，開創涇川改革發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