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類過程涉及前段的居民家中分類和小區垃圾桶設置，中間段的垃圾收運車輛和轉運站設置，以及末端的垃圾處理設施建設。這三階段關鍵節點是從居民家到垃圾桶的投遞過程，以及垃圾車的收運路徑和車輛配置。但由于垃圾分類過程固有矛盾突出，導致垃圾分類的效果未及預期，垃圾分類工作任重道遠。

　　第一，居民前端分類標準與后端處理設施匹配性的矛盾。眾所周知，垃圾前端分類標準的設置應與后端處理能力和形式相匹配，形成相互支撐的正向互動效應。現實生活中，雖然我們已基本確定后端以焚燒和填埋并重，逐漸消滅原生垃圾直接填埋策略，但收集和轉運過程仍以混合垃圾為主。考慮到后續垃圾處理設施基本成型，垃圾前段分類力度有必要進一步強化。

　　第二，垃圾收集與轉運過程匹配的矛盾。具體來看，這方面主要面臨兩個問題：如何建立居民可接受、易操作的分類模式，并與垃圾收運過程無縫銜接；　如何解決分類垃圾貯存空間和收運組織匹配問題。

　　第三，垃圾處理處置與垃圾回收利用的矛盾。垃圾的回收，一方面由其自身價值決定，另一方面取決于后端處置方式，既要剔除無用垃圾，又要保留有益部分。垃圾分類的目的是減少進入末端處置設施的剩余垃圾量，這就需要在前端分類出的有價垃圾能夠進入到正常的回收途徑，同時分離出不利于后端設備處置的垃圾。

　　第四，市場驅動與政府行政推動的矛盾。1978年以來，我國的垃圾管理一直由政府主導推進。但是，廢棄物整個生命周期過程又因多個部門監管而遭到割裂。例如，有價垃圾原則上由全國供銷社系統及下屬的中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協會依靠市場途徑回收，未進入回收渠道的生活垃圾由住建部托底收運處置，危險廢物處置屬于環保部管轄。在垃圾量急劇增加的背景下，這一模式暴露出較大的問題，需要全方位發揮政府、社會的組織功能，保證垃圾分類的可持續性。

　　事實上，垃圾分類作為一個系統工程，既要有政府層面的宏觀規劃，更要有一手基礎數據的積累，通過科研技術、政策管理和工程試點等方面齊步推進。

　　一、科研工作層面：需要針對前段分類設計和后端處置技術的“堵點”，在一線調研基礎上深入研究。

　　現有的垃圾多是各個源的混合體，不能有效追溯產生源的特征。建議組織專業力量深入居民家庭、單位和街道，研究不同源垃圾的產生特征，并設計操作性強的正面清單模式，改善收集容器布局方法，設計不同源垃圾投放的指導性意見。

　　在前段分類領域，還可發揮現有低技能人口優勢，通過建立垃圾收集平臺實現垃圾產生源與回收方的對接，借助于定時定點上門收取及小區垃圾桶集中布局等新方法，推動垃圾分類方法的貫徹落實。可用標準化、個性化的垃圾袋為媒介，結合垃圾收集員和智能垃圾桶，建立垃圾收集互聯網平臺，積極導入垃圾回收分類網絡。

　　前期研究顯示，在收運系統中進行垃圾分揀，可分流16%左右的垃圾。但這一過程極易加速混合，促進惡臭等釋放，并降低后續垃圾資源化的可能性。為此，建議有關方面加大對分類后垃圾處置技術的研發力度，加強對分選出的塑料、纖維素、生物質垃圾后續利用進行可行性研究。

　　二、政策管理層面：制定切實可行的垃圾分類約束性指標，貫徹“污染者付費”原則，建立垃圾收費制度。

　　一般認為，垃圾分類習慣的培養耗時一般較長，管理方和實施者要有足夠的耐心。可先從分類行為入手，再到分類質量提高，不能苛求一步到位。可先易后難，從過度包裝和有毒物質抑制開始，再介入垃圾的源頭減量領域。同時，垃圾分類應當走以點帶面之路予以推進。

　　實踐表明，單純依靠社區機制和道德約束，缺乏經濟激勵或者懲罰，垃圾分類難免是一筆糊涂賬。可通過設計代金券等方式，采取先發放后補足付費模式，逐步建立垃圾收費模式。

　　數據顯示，上海“綠色賬戶”已覆蓋200萬戶家庭。作為一種資源回收的鼓勵措施，它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在垃圾收費模式的試點中，有必要注意二者的協同配合，尤其要減少“綠色賬戶”存在的邊際效應。

　　三、社會層面：涉及民間團體的第三方監督、輿論宣傳和民眾教育等多個層次。

　　一方面，垃圾分類的硬件設施可通過市場完成，但分類管理的軟系統還是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協調推進，要引入公眾參與及監督。另一方面，可從學生、公務員、教師和醫生等入手，依靠街道和居委會作用，積極推廣垃圾分類的重要性。從宣傳方式來看，可從正反兩方面同時列舉，并注重運用各種新媒體技術。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