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婚不育”“佛系戀愛”“大齡晚婚”……半月談記者近期在川蘇寧滬京等地調查發現，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將婚姻作為人生的必選項。國家有關部門統計數據顯示，全國結婚率已經出現“五連降”。這意味著，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80后”“90后”的婚戀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七夕節執子之手 彭源 攝

　　結婚率“五連降”，婚姻不再是必需品?

　　“沒談過戀愛，目前也不想談戀愛。”26歲在北京打拼的王小姐說，她享受那種一個人聽著音樂健身，不需要和任何人聊天，大汗淋漓后回到家里洗澡看視頻的生活狀態。

　　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的數據顯示，自2013年開始，全國結婚率逐年下降：從9.9‰到9.6‰、9‰、8.3‰、7.7‰，到2018年只有7.2‰，且經濟越發達地區結婚率越低。

　　“問過幾次，人家小年輕都不著急。”不少受訪者表示，現在給單位年輕人介紹對象不容易。寧夏銀川市興慶區民政局副局長沈欽峰說：“大齡單身青年已是普遍現象，不足為奇。”

　　采訪中，一些年輕人在婚戀上表現出異常淡定。32歲還未結婚，非常享受單身狀態的成都姑娘李小姐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區，戀愛婚姻都需要緣分，像父母那樣比對一項項條件，幾乎是成不了的。”

　　“兩個人在一起生活其實是挺麻煩的事情。平時自己在家的話，可以不洗頭穿著睡衣待上一整天，這樣的生活很放松。”上海34歲的王小姐認為，如果結了婚，雙方不可避免會出現矛盾，再加上工作、孩子、老人等其他因素影響，“滿地雞毛”的生活會非常痛苦。

　　“婚姻不再成為人生的一個必需選項，談不談戀愛、結不結婚都是個人選擇，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讓自己開心的生活方式。”西南交大心理研究與咨詢中心副教授高飛說。

　　婚姻不是必需，年齡不再設限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青年群體不婚或晚婚晚育盛行有主客觀多重因素。

　　“當婚不婚、當嫁不嫁”觀念正被越來越多人接受，社會對年輕人的新婚戀觀越來越寬容。

　　20歲的成都姑娘傅旋說：“緣分來了，就戀愛和結婚；緣分沒來，就提升自己，不是非要到平均年齡就得結婚。”42歲的陳小姐說：“父母朋友都希望我不要為了結婚而結婚，過得幸福開心就好。”

　　女性越來越獨立，婚姻經濟支持等功能弱化。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購房的女性越來越多。“買房后，自己對婚戀的需求感明顯下降了，一個人住覺得很輕松，也沒有特別必要去找一個伴兒了。”成都市民呂小姐說。南京市民陳小姐年收入30多萬元，也有自住房，“至少在經濟層面，不需要婚姻”。

　　寧缺毋濫，年輕人對婚戀質量要求更高。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將他們的婚姻作為選擇改善生活的一種方式。“女性的整體素質、能力都在提高，對另一半的要求自然更高。”在南京一家媒體工作的朱小姐說。

　　適齡結婚群體數量減少，結婚人數下降。“中國結婚率持續走低，初婚年齡走高，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結構的變化。”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楊雄說，我國人口出生率從1990年的21.06‰下降到1997年的16.75‰，之后出生率仍在持續走低。出生人口數量不斷下降，是如今結婚人數不斷下降的重要原因。

　　受教育年限延長，造成初婚年齡延后。江蘇省民政廳社會事務處工作人員虞筱歆說：“大學本科畢業一般在23歲左右，再談戀愛結婚，肯定比較晚。”

　　上海社科院調查顯示，1986年，上海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女碩士生的比重不到20%。到2017年，上海高校畢業生中獲得碩士學位的女生有6.84萬人，占碩士總數的50.3%;獲得博士學位的女生1.27萬人，占博士總數的48.8%。

　　“就拿我這種極端案例來說，一路讀到博士畢業都32歲了，如果讀書期間沒有定下另一半，等到了工作崗位再找對象結婚，怎么也得35歲左右了。”未婚青年李江成說。

　　婚育成本持續上升，導致年輕人結婚難。“買房裝修、生養孩子，哪樣不得大筆資金投入，等這些條件湊得差不多了，自然就晚婚晚育了。”銀川市一位公務員胡博說，自己28歲碩士畢業，一家人攢了近5年才勉強攢夠婚房彩禮等結婚錢，然后又得攢錢近3年才能生得起孩子。

　　年輕人社交模式發生改變，不談戀愛成網絡社會“流行色”。“我的圈子太小了，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玩手機，一年到頭也遇不到什么新朋友，怎么談戀愛啊?”35歲的張昕無奈地說。

　　種種原因，或許可以用不少年輕人口頭禪所概括：“如果1+1小于2，甚至小于1，為什么要結婚?”

　　保衛婚姻，需要各方努力

　　專家認為，結婚率降低是一個正常現象，是中國經濟發展與城市化的結果，應該理性看待。不結婚、或者不著急結婚的年輕人，未必是因為排斥婚姻，更不是因為不相信愛情。不過，從社會長遠發展來看，還是要拿出辦法來促進年輕人結婚、生育。

　　高飛等專家認為，年輕人晚婚晚育盛行，有一部分是因為不懂兩性人際交往，難以進入健康的婚戀狀態。“年輕人為什么覺得談戀愛難?因為很多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愛，也不知道如何談戀愛。”他們建議在高校開設課程或講座，指導學生戀愛結婚。

　　另外，降低年輕人生活成本和生育成本，提高他們的結婚意愿。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李曉壯等建議，可借鑒他國經驗，將家庭成員承擔的育兒、養老等長期性、常規性家庭服務作為社會成本納入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范疇。

　　虞筱歆則建議降低法定結婚年齡：“現在的孩子發育早，生理上也沒有問題。”相反，因為未到結婚年齡而生育的未婚媽媽增多，產生不少社會問題。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婚姻問題專家劉汶蓉等表示，從長遠來看，要建立“家庭生活教育”理念和制度，預防家庭問題發生，促進人的精神健康，促進家庭和社會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