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思想歷程

　　——《馬藏》主編顧海良談《馬藏》編纂工作

　　光明日報記者 王斯敏 張勝 晉浩天

　　編者按

　　2015年3月，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啟動《馬藏》編纂與研究工程。這一預計用20年左右時間完成的重大基礎性工程，將通過全面而系統的著作、文獻匯編完整呈現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發展歷程，促進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增強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馬藏》編纂受到中央領導的肯定和高度評價，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5月4日，由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組織編纂的《馬藏》首批成果面世。《馬藏》有何總體目標與操作原則，如何理解“中國編”的具體設想和重要意義？在接受光明日報記者專訪時，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馬藏》主編顧海良對此作了詳細介紹。

　　《馬藏》編纂成果 資料圖片

　　記者：《馬藏》宣布啟動編纂以來，受到了社會各界高度關注。這一工程具有什么重大意義？編纂《馬藏》的總體目標與原則是什么？

　　顧海良：作為一項重大的基礎性學術文化工程，編纂《馬藏》對于促進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和理論發展，增強馬克思主義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推進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對于促進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展現真實而客觀的中國近現代史也具有重大意義。

　　《馬藏》編纂將分為“中國編”“世界編”兩大部分。中國編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相關文獻和研究成果的匯纂，分作四部：第一部為著作（包括譯著）類文獻；第二部為文章類文獻；第三部為各類通訊報道，各種檔案、筆記、書信等文獻；第四部為中國共產黨有關文件類文獻。各部之下，按照歷史發展過程分別設卷。

　　在首發式上亮相的是《馬藏》第一部第1~5卷，收錄了1894-1903年間出版的譯著文獻28冊，是這一時期譯自日本、英國和美國學者的著作，其中多冊文獻之前一直未被學術界發現。這五卷約360萬字，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馬藏》編纂以思想性和學術性為標格。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的近百年歷史，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歷程。對這一歷程的深入研究，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要求，是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新的時代內涵。

　　《馬藏》編纂堅持用真實完備的文本再現歷史，特別再現思想歷史；堅持尊重歷史、細致纂修，精密詮釋、求真拓新，全面籌劃、系統編排；堅持思想性和學術性的有機結合，力求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過程、實踐過程和思想過程作出系統探索。

　　記者：自《馬藏》工程啟動至今，主要做了哪些工作？編纂“中國編”做了哪些準備工作？有什么重要意義？

　　顧海良：已經做的工作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全力以赴搜集1917年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相關文獻；二是借鑒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二版（MEGA2）及其他文獻編纂的原則和體例，制定《馬藏》文獻編纂要義、編輯原則和體例等學術規范；三是編注了《社會主義史大綱》《社會主義神髓》《共產黨宣言》等樣稿，請有關專家審讀、指導。許多專家就一些重要問題提出了指導性意見，比如：處理好《馬藏》入編文本與一般文獻之間的關系問題；注重參照中文譯本的中介譯本與原始底本，厘清思想發展脈絡問題；編校文本的注釋與研究性說明的要點和重點問題；相關文獻的經濟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綜合研究問題，等等。這些意見，對《馬藏》第一部第1~5卷的編纂起到了重要作用。

　　《馬藏》編纂不同于一般的典籍集成，它注重的是呈現思想發展的過程，通過厘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本理路，探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路標”，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科體系的思想歷史基礎。

　　思想的“歷史路標”是思想發展的轉折點，是由社會歷史巨大變化或思想歷史重要變化樹起的里程碑。毛澤東指出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刻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過程的一個“歷史路標”；1937年，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的發表，同樣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過程的一個“歷史路標”。從思想過程上去理解，從“歷史路標”上去識別，將更為系統地再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歷史，更為全面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必然性，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奠定更為堅實的理論基礎。

　　記者：這次首發的《馬藏》第一部開頭五卷，屬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初始階段的文獻匯纂。請您簡要介紹一下這五卷中近30冊文本呈現的思想和學術特征。

　　顧海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學東漸過程中，中國知識界開始譯介歐洲流行的各種社會思想的著述，中國人從中開始了解馬克思思想及其社會主義學說，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開端。這一時期，日本知識界對馬克思思想和社會主義學說已經有了更多的關注和研究，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著述。我國的留日學生和旅日學人在日本接觸到這些著述，思想上受到極大震動。為向國內傳播這些思想，他們積極而急迫地選擇其中的一部分著述作出譯介。在譯介過程中，幾乎所有學人都依循“文以載道”的理念，結合清末中國的國情及社會現狀，以“載道”的強烈意愿，有意識地選擇自己所贊賞的思想主張和種種“主義”，落實相關文本，力圖在“傳道”中“悟道”、在“悟道”中“行道”。在已經出版的《馬藏》第一部第1—5卷中，“文以載道”的理念在馬克思思想和社會主義學說早期傳播的初始階段體現得尤為顯著。

　　《馬藏》這五卷編纂的著作，我們按照習慣稱作“文獻”，但在具體編纂中，更多的是以“文本”對待，突出的是對文獻的原始文本、文本多種迻譯本、文本多種版本、文本流轉、文本擴展和轉呈等方面的研究，這就改變了以往從“作品”的靜止的、孤立的意義上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文獻進行研究的方法。

　　既然突出了“文本”意義上的研究，由此必然生成文本研究中“互文本”和“互文性”的問題。例如，對幸德秋水《社會主義神髓》的四個中文譯本、村井知至《社會主義》的三個中文譯本的“互文性”意義上的研究，能夠幫助人們更為深入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中文本生成和文本轉呈的意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初始階段的思想和學術特征。

　　《光明日報》（ 2019年05月05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