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訊 見習記者張勝坡時隔兩年，國家醫保目錄即將再次調整。3月13日，國家醫保局發布《2019年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調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見稿）》（下簡稱“意見稿”），公眾可在3月26日之前針對醫保目錄調整提出意見。

　　意見稿指出，本次目錄調整涉及 西藥、中成藥、中藥飲片三個方面，包括藥品調入和調出兩項內容。其中，調入的西藥和中成藥應當是2018年12月31日（含）以前經國家藥監局注冊上市的藥品；并將優先考慮國家基本藥物、癌癥及罕見病等重大疾病治療用藥、慢性病用藥、兒童用藥、急救搶救用藥等。

　　資料圖片。南都記者 吳進 攝

　　本次醫保目錄調整的時間符合有關規定中“每兩年調整一次”的原則。不過，有專家向南都記者表示，醫保目錄調整的科學性在逐漸提高，但常態會調整仍面臨困難；另有業內人士認為，調整過程透明度還有待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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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測算專家和談判專家組、加強中藥飲品管理

　　根據意見稿，醫保目錄調整前，有關組織和機構要推薦負責藥品咨詢、遴選等工作的專家，組成專家組。與“2017版意見稿”不同的是，這次醫保目錄調整工作 新增了測算專家和談判專家組，分別負責從醫保基金影響分析和藥物經濟性兩方面針對談判藥品提出評估意見，以及與談判藥品企業進行現場談判。

　　“這說明醫保目錄調整在向更專業化的方向發展”，北京大學藥學院藥事管理與臨床藥學系主任史錄文表示，設立測算專家后，不管企業怎么報資料，專家組會根據相關信息進一步測算藥物性價比，以精準判定藥物是否能夠納入醫保目錄。

　　不僅是談判藥品，有學者認為，其他藥品也應經過嚴謹測算才能納入醫保。在日前舉辦的“聲音·責任”醫藥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座談會上，武漢大學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毛宗福在公開發言時表示，對于那些有價值的醫療項目或藥品應該調進醫保目錄；而對于那些經過臨床綜合評價、藥物經濟學評價，專家共同認為與同類產品比，性價比并不高，甚至是排在非常后面的產品就應該調出。

　　此外，南都記者注意到，與以往相比，新意見稿對中藥飲片的管理方式由“淘汰式管理”變為了“準入式管理”，并規定國家醫保目錄的調整對象僅限按國家藥品標準炮制的中藥飲片。

　　“兩者是不一樣的，前者管理更寬松一些，后者要更嚴格一些”，史錄文表示， 新的管理方式可能會讓中藥飲片行業進一步提升標準，“以前不是太規范的企業就要面臨如何提高標準的問題”。

　　2009版醫保目錄對中藥飲片報銷范圍的限定

　　一位中藥界人士也表示，新的準入方式下， 中藥飲片在醫保目錄的報銷范圍會縮小。

　　調整醫保目錄時，如何管理中藥一直備受關注。“2017版意見稿”曾規定，“西藥和中成藥（含民族藥）數量增幅基本平衡”，但調整結果出來后，有學者測算發現，西藥凈增加 133 種，增幅約 9.7%；中成藥凈增加 206種，增幅約 20.0%，增長比例遠高于西藥。

　　新意見稿的措辭有所變化，變為了“統籌考慮西藥和中成藥數量結構和增幅”。長期關注醫藥行業發展的解奕炯認為，無論是中藥西藥、生物制藥，根本目的都是治病，因此應根據療效評價，不能規定中藥多少比例、西藥多少比例。“從這個角度來說，現在的征求意見稿更加科學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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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度有待提高，常態化調整存疑

　　醫保目錄調整過程中如何體現透明度與公正性也是外界關注的重點。

　　根據意見稿，醫保目錄調整過程中會“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專家評審制”，藥品目錄由專家按程序科學規范評審確定，行政部門不會干涉專家評審結果。為了“確保公開、公平、公正”，意見稿承諾“主動接受紀檢監察、社會等各方監督”，“接受社會投訴舉報”。

　　“在此之前，我們的醫保制度在公平方面還有待改進，這就是社會各方在各方面對醫保目錄有質疑的原因”，解奕炯坦言，一直以來，行業內外對醫保目錄的調整和遴選是否公開、公正、公平存有疑義，“各方都希望有一個更加透明的機制”。

　　資料圖片 南都記者 方光明攝

　　在他看來，“調整過程公開接受輿論監督”也是應該寫進意見稿的內容。“輿論監督是國家外部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解奕炯認為，輿論監督應該貫穿醫保目錄調整的全過程，而不僅僅是等目錄制定出來后，再由社會各方投訴舉報。

　　對于是否要進一步提升透明度，史錄文認為各方“角度不同，看法也就不同”。他介紹，提升透明度分為幾個方面，一是程序透明，二是遴選過程透明，三是遴選結果透明。

　　“國內目前推行的是程序透明，并沒有推其他方面的透明”，史錄文說。

　　醫保目錄歷次調整中，外界對“專家遴選原則、標準、方式及評價指標權重設定 ”等信息是否應對社會公開存在爭議。長期關注醫保制度的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劉凱認為，醫保目錄事關公共利益，因此，這些內容也應該對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監督。

　　本次醫保目錄調整，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變化是，調整時間首次遵循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用藥范圍管理暫行辦法》中，基本醫保目錄每兩年調整一次的原則。這不禁讓外界聯想：這是否意味著醫保目錄調整將步入常態化機制，以后都是每兩年進行一次“大調”？

　　對此，史錄文認為，醫保目錄調整應該常態化，進一步規范化。“既然說了兩年調整一次，就要好好去調整。我希望它越來越規范一些”。

　　但是，曾對地方醫保經辦機構進行過深入調研的劉凱對“常態化調整”能否推行下來尚存疑慮。他表示，過去雖然有規定醫保目錄要動態調整，但是并沒有落實，部分原因是因為地方經辦機構“沒有能力和動力”。

　　“經辦機構在地方比較弱勢，人手又不夠，分攤的事兒也比較多”，劉凱解釋說，調整目錄是件大事，但如果要地方組織專家調整目錄，當地可能會面臨人手不夠的問題。

　　此外，劉凱告訴記者，地方管辦機構，根本任務是保證醫保基金不出問題，“它對調整目錄，這種長期內能改善民生，短期內會給自己造成負擔的事情沒多大興趣”。

　　劉凱分析說，目前，醫保目錄調整還是一種自上而下推行的機制，可能會涉及到推不下來的問題。“上面出臺方案時也會考慮地方執行的問題，如果過于頻繁的調整可能會造成新問題，地方可能就有很大意見了”。

　　至于什么樣的調整頻率算“過于頻繁”，劉凱認為，就現狀而言，兩年調整一次對地方來說就是“相當頻繁了”。

　　如何選擇專家、專家如何選擇藥品、多久調整一次目錄...在這些醫保目錄調整機制中的技術問題之外，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李珍還提出了一個在醫保制度設計過程中常常被人們忽略的問題。

　　“如何在目錄調整過程中，引入社會治理的概念？”，李珍認為這是醫保管理體制中存在的一個關鍵問題，她解釋說，醫保目錄不應該只由專家來決定，因為專家既不是最后的買單人，也不是消費者。

　　“最后買單的人是保費的承擔者”，因此，在李珍看來，醫保目錄制定過程中，應該反映買單人的和消費者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