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越秀南路往南，和右轉的東園橫路一交叉，形成一個反“L”形。坐落在這個反“L”形底邊上的省港罷工紀念館是一棟西式的兩層小紅樓，與另一邊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紀念館隔著十字路口相望。

　　10月30日臨近中午，廣東工業大學藝術和設計學院團支部20多名大一新生走進紀念館，開展主題團日活動。一張張配了文字的老照片、罷工運動中使用過的實物，以及矗立在院廊中的鄧中夏、蘇兆征等先烈的雕像，將大學生們帶入了那段激情澎湃、波瀾壯闊的斗爭歲月。

　　根據紀念館展出的“中國早期產業工人發展和罷工斗爭的不完全統計表”，中國產業工人從1894年的10萬人逐步發展到1920年的200余萬人，組織罷工活動也從1913年的10次上升到1918年的30次。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工人反抗壓迫和剝削的斗爭有了主心骨，獲得了信仰的力量和主義的明燈。

　　1925年五卅慘案后，中共中央廣州臨時委員會和中共廣東區委根據中央關于聲援上海人民斗爭的指示，決定指派鄧中夏、黃平等人到香港組織罷工；經過短短幾天的發動，具有愛國光榮傳統的香港工人，紛紛表示贊成罷工。

　　6月中旬，中共廣東區委又指定馮菊坡、劉爾嵩、施卜等人，負責發動廣州工人罷工和組織接待香港罷工工人。

　　首先起來罷工的是香港海員、電車工人、印刷工人，其他行業工人也爭相響應。半個月內，參加罷工的人數近20萬人，并通過全港工團委員會對香港當局提出了要求。然而，時任港督史塔士對于罷工工人的要求根本不予考慮，宣布緊急戒嚴，調集英軍進入市區，對于華籍警員全部繳械；同時，通過禁止糧食對內地出口，封鎖廣州國民政府等辦法對付罷工工人。

　　港英當局的行動，進一步激怒了香港工人和華商。10萬多名工人、職員在蘇兆征等人的率領下回到廣州。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廣州國民政府熱情接待返回廣州的香港工人，妥善安排罷工工人的生活。

　　6月23日，廣州工農商學兵各界群眾及省港罷工工人，共10多萬人舉行反帝示威大游行。游行隊伍經過沙基時，對岸沙面租界的英法軍隊突然用機槍向群眾掃射，制造了舉世震驚的“沙基慘案”。慘案發生后，罷工進一步擴大。香港罷工工人很快增至25萬人。

　　省港罷工工人為統一領導，組成省港罷工委員會，中國共產黨在罷工委員會內成立黨團組織，凡重大問題都通過黨團組織討論，再通過大批積極分子貫徹下去。在罷工工人組織中擔任各種職務的共產黨員，用自己的模范行動取信群眾，以保證共產黨在大罷工中發揮領導作用。

　　廣州國民政府宣布對香港實行嚴密封鎖。工人糾察隊駐防各海口，嚴緝帝國主義奸細，嚴禁走私物資出港。周恩來從黃埔軍校、鐵甲車隊抽調徐成章、周士第等優秀的軍事干部到糾察隊擔任教練，積極協助培訓糾察隊員，給予港英當局重大打擊。港督史塔士無奈，只好于9月28日派出華商8人赴廣州試行談判。11月1日，港英政府再派華商為代表赴廣州談判。1926年夏，廣州國民政府出師北伐，數千罷工工人組成運輸隊、宣傳隊等開赴前線，罷工工人糾察隊鎮守后方。同年10月，中共廣東區委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根據形勢的變化，宣布結束罷工。

　　這場罷工堅持長達16個月之久，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是空前的。對香港而言，大罷工迫使港英當局調整其統治政策，逐步減輕對華人的歧視與壓迫。香港第十七任總督金文泰一上任，即打破行政局歷來不許華人參與的慣例，首次委任一名華人為行政局成員，之后又擴大立法局組織，增加兩名華人非官守議員。在社會和文化教育政策上，港英當局也逐步調整，1927年香港大學設立中文系，改變了歷來港大只以英文授課的做法。

　　回顧完這段歷史，同學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廣東工業大學藝術和設計學院團支部書記薛瑤說，當年很多參加罷工的工人都是比我們大不了幾歲的青年，但有的已經是運動的骨干，從他們身上，我體悟到他們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的責任感、使命感，“通過這次主題團日，通過學習、傳承先烈的精神，我們也熏陶了自己，提升了作為當代大學生的人生境界和價值追求，這對我們的一生都將產生重要影響。”

　　《 人民日報 》（ 2018年11月15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