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4年至少50起案例被害人均為女性！法律視角下的“滴滴”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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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天，浙江省樂清市女孩晨晨乘滴滴順風車遇害案，受到輿論廣泛關注。案發后，有網友質疑警方和滴滴公司溝通嫌疑人信息的過程，時間過長，延誤了最佳的救援時間。有人認為是警方不積極立案，有人認為是滴滴客服流程臃腫，對乘客的安全意識薄弱，那么，到底是什么導致了警方和滴滴的溝通不暢呢？女孩晨晨又為何會因乘坐順風車遇害呢？

　　搭順風車外出 半小時后發求救信息

　　據晨晨的朋友朱某介紹，8月24日那天，晨晨要從樂清市趕到永嘉縣。當天13點30分左右，晨晨告訴她已經打上車，半個小時后，晨晨再次發來消息。

　　被害人晨晨的朋友 朱某：2點09分發信息過來說，寶寶怕怕，這個師傅開的山路一輛車都沒有。當時我在忙，手機放在旁邊沒有看，2點27分的時候，我就趕緊發起了位置共享，但是她一直沒有進來，她發了“救命、搶救”給另外一位朋友，那位朋友很快就回她了，但是已經失去聯系了。

　　滴滴接失聯信息 表示“一小時內回復”

　　朱某介紹，這些朋友聯系不上晨晨后，從15時42分起，開始向滴滴平臺撥打電話，闡明事情經過，滴滴平臺表示“會在1小時內回復”。

　　記者：失去聯系后，你們聯系了滴滴平臺，還記得是幾點嗎？

　　被害人晨晨的朋友 朱某：3點多左右，這個電話是我讓我朋友打的。滴滴說一個小時內回復我們，盡可能幫我們聯系到車主。

　　記者：之后滴滴平臺給你們回復消息了嗎？

　　被害人晨晨的朋友 朱某：沒有，我朋友打完電話之后，我就趕去派出所報警了。

　　溫州市公安局發布的接處警工作通報顯示，當天下午16時22分左右，朱某來到永嘉縣上塘鎮派出所報警。

　　永嘉縣公安局上塘派出所民警 徐偉峰：8月24日16時22分，受害人的永嘉朋友朱某某來我所報案。此前，朱某某稱她已與滴滴平臺取得聯系，客服回復稱一小時內給予回復。我當時就通過公安信息平臺查詢了趙某某的軌跡，并通過自己的手機號碼聯系趙某某的手機，但當時顯示已經關機。

　　警察亮明身份 仍無法與滴滴客服有效溝通

　　據永嘉縣上塘鎮派出所的民警說，之后他用朱某的電話和滴滴客服繼續溝通，表明警察身份后，滴滴客服稱將有相關安全專家介入處理此事，讓他們繼續等待。

　　徐偉峰：17時13分許，滴滴客服向我們反饋，趙某某于當日13時許約了順風車，已于14時10分許取消了訂單，并未上車。當時我已經向滴滴客服質疑，提出在上車后怎么會在中途取消訂單，并再次提出要求了解該順風車車主及車輛的相關信息，但是沒有得到回復。

　　而在樂清，聯系不到晨晨的家人，在17時30分左右，也來到樂清虹橋派出所報警。

　　被害人晨晨的叔叔：我們也跟滴滴取得一些聯系，滴滴一開始有答復要4個小時以后，失聯或者出問題以后再提供車輛信息、車主信息。我們第一時間聯系滴滴也是要排查車輛信息，我們去沿途尋找，但是沒有得到相關信息。

　　樂清市公安局宣教科科長 謝章安 ：民警初步了解情況后，5點36分左右用報警電話跟滴滴公司進行了聯系，平臺客服回復說，需要三到四個小時提供查詢結果。民警表示這個情況非常緊急，滴滴公司同意加急處理，到了5點49分，滴滴公司回電話過來，要我們提供介紹信，兩名警官證等相關手續，民警6點04分左右將相關手續通過郵件發送到滴滴公司。6點13分左右滴滴公司向警方提供了滴滴車的車牌及駕駛員的相關信息。

　　質疑：滴滴為何近兩個小時才提供信息

　　從16時22分開始報案，到18時13分，警方用了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才從滴滴公司拿到嫌疑人的信息，這也成為人們對滴滴質疑的源頭。隨后，樂清警方通過駕駛員信息展開偵查，十個小時后的8月25日凌晨4點，警方在樂清市柳市鎮抓獲了順風車主也就是犯罪嫌疑人鐘某。

　　隨后，因為屬于重大惡性案件，樂清市檢察院提前介入該案。

　　8月27日，樂清市人民檢察院受理了樂清市公安局的案件材料，經過審查，以涉嫌搶劫罪、強奸罪、故意殺人罪對犯罪嫌疑人鐘某依法批準逮捕。

　　早有預警 案發前一日被乘客投訴

　　警方和晨晨的朋友將報案的具體情況公布出來后，網友紛紛質疑滴滴客服處理報案的速度太慢，對乘客的生命安全不夠關注，就在這時，又有網友曝出，就在晨晨遇害前一天，嫌疑人就因為試圖侵害乘客被投訴過，但滴滴并沒有處理這份投訴。

　　8月25日，同在樂清的林女士發布微博稱，自己在案發前一天也曾坐過嫌疑人鐘某的車。林女士說，當時鐘某借故拐到偏僻小路上，這讓她很害怕，于是，她就以跳車的說法，迫使鐘某停車，才逃了出去。逃脫后，她曾給滴滴客服打過電話投訴，并要求平臺查封鐘某的賬號，但是滴滴方面并沒有給出回復。林女士在微博中表示，如果滴滴方面及時處理，也許能避免這場悲劇的發生。

　　滴滴道歉 稱負有不可推卸責任

　　隨后在滴滴發布的道歉聲明中，也證實了這件事，滴滴承認自己的客服未及時對林女士進行回復，也沒有針對這一投訴進行調查處置，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作為平臺來說，你的安全保障義務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應對投訴發現風險點。

　　針對滴滴客服為外包 專家有話說

　　對投訴不處理，對警方的要求處理不及時，這將滴滴客服推向風口浪尖。在聚光燈下，滴滴客服被曝出，很多客服人員受聘于一些外包公司，最重要的工作內容，就是給客戶賠禮道歉，并沒有什么實質上的權限，很多問題都無法處理。

　　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副秘書長 陳音江：無論是外包還是自營，我覺得這個不是關鍵，關鍵的是外包也必須讓外包方要做好這一些，而假設把這個只作為擺設的話，那你無論是外包還是自己做，都會存在問題。

　　企業協助破案究竟有哪些明確規定

　　然而，案發后，滴滴發表聲明稱，在接到警方依法調證的需求后及時提交了相關信息，不過，這個“及時”在警方和家屬朋友眼中，是長達111分鐘。那么，在法律上，對于企業給警方提供信息協助破案，是否有明確的規定呢？到底是什么導致了警方調取信息這個過程用了111分鐘呢？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現在法律規定是沒有這么詳細的，在偵查犯罪的時候，還沒有判斷到底應不應當立案，這個時候是不是要予以配合？警方如果在電話里面表明身份而缺乏相關手續和身份證明情況之下，平臺是不是應當予以采信？這就充分說明了平臺和警方之間是缺乏聯動機制，如果聯動的話，那么馬上確認，就應該減少這些程序和時間，馬上把信息交給警方配合。這是我們要看到的東西，而不是正常的法律上繁文縟節。

　　111分鐘，對于生命來說，這個時間無比漫長，那么，如何才能提高警方和企業溝通效率，盡量讓類似的悲劇不再發生呢？

　　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副秘書長 陳音江：我覺得數據平臺警方也可以同時隨時調入，運營數據對警方應該是開放的，以便于警方遇到問題可以及時采取措施，最關鍵的是真的要投入人力、物力去做這一塊，而不是說一個概念。

　　企業是否應將數據提供給警方 兩種不同的這種提供的規則

　　企業將數據提供給警方，這又會涉及到個人用戶隱私權益的保護和公共安全之間的邊界問題，而這，不僅僅是滴滴，也是微信、支付寶等一批互聯網公司面臨的問題。那么，這個邊界，應該如何界定呢？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長 王敬波：我們在信息規則當中應該明確，在常態下企業應該向政府提供什么信息，出于日常監管的一些需要，政府獲得之后也要負有保密的責任，尤其是對于披露的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第二種情況下，就是發生這種刑事案件或者是公共安全事件等等，在緊急情況下，提供的原則可能就要有一種超常的標準，比如說要更加迅速的去提供，另外就是要按照有關部門的要求，要全面提供，這是兩種不同的提供規則。

　　三個月前 曾有類似悲劇發生

　　這次人們對滴滴乘客安全的異常關注，不僅僅是因為這起案件中滴滴的做法讓人質疑，更是因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三個月前，幾乎一模一樣的悲劇仿佛還在眼前。

　　今年5月5日，鄭州女孩李某下班后通過滴滴叫了一輛順風車趕回市里，卻不料被司機殺害。

　　三個月，兩起命案，這只是涉及滴滴司機刑事案件的冰山一角。

　　2017年5月，重慶曾發生一起滴滴司機殺害、猥褻女乘客案，滴滴司機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目前判決已經生效。

　　4年至少50起案例 被害人均為女性

　　據不完全統計，在過去四年里，媒體公開報道，以及有關法院部門處理過的，滴滴司機性侵、性騷擾事件，至少有50個案例，有2起故意殺人案，19起強奸案、9起強制猥褻案、5起行政處罰案件、15起未立案的性騷擾事件，涉及到有50個司機，并且53名被害人都是女性。

　　法官：僅北京一地就篩選出滴滴司機涉刑案24起

　　針對這個問題，今年5月14日，北京市海淀法院網曾發布了一篇名為《滴滴出行車主犯罪情況披露》的文章。民法院的法官姜楠稱，通過在審判業務系統和中國裁判文書網中查詢歷史案件就能發現，2014年以來，涉及滴滴平臺的刑事案件，遠比公眾所知悉的要多。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刑二庭審判員 姜楠：我們限定了北京范圍內，刑事案件要發生在業務履行過程中，也就是說要么你是滴滴的專職司機在運行的過程中，要么是滴滴的順風車司機在履行平臺訂單的過程中。北京范圍內最后我們篩選出的刑事案件是24起。

　　據姜楠法官介紹，從發案數量上看，這24起案件當中，發生最多的是盜竊類案件，占將近一半的數量。而發生的強奸、強制猥褻等性侵案件各有兩起。

　　與此同時，姜楠法官發現，按照這一統計數據，滴滴平臺這類性侵案件的發案比例，并沒有明顯高于普通的巡游出租車。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刑二庭審判員 姜楠：跟傳統的巡游出租車包括黑車比，不能說它平臺的犯案數量比較高。但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確實這類案件都集中在順風車上，也就是四起案件中有三起是順風車司機，還有一起是快車司機。所以，至少在滴滴的業態中，順風車的風險確實是比較高的。

　　在梳理案件的過程中，姜楠法官發現，這里面還存在著由滴滴平臺衍生出的性侵案件。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刑二庭審判員 姜楠：什么叫衍生性的強奸呢？就是說這個乘客跟作案人第一次見面是在履行訂單的過程中，第一次順風車、第一次快車，他沒有發生強奸行為，但是兩者通過交易建立了一個社交關系，然后在第二次見面的時候，發生了強奸行為。這樣的案件也是涉及到順風車有兩起，涉及到快車有兩起。

　　在梳理中姜楠法官還發現，平臺對注冊司機的核實確實存在疏漏之處，有一些惡性犯罪前科的司機通過滴滴平臺的身份核實，并從事相關運營活動。

　　可以看見，在近年來頻發的涉及滴滴的刑事案件中，滴滴平臺至少要承擔審核不嚴的責任，那么除此之外，滴滴還需要承擔哪些責任？

　　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副秘書長 陳音江：我覺得從連續出現的這種惡性事件，甚至在整改期出現的這種惡性事件，有關部門是不是應該追究它的行政責任，從目前披露的信息來看，應該也是沒有多大問題的，當然這個刑事責任可能要根據進一步的調查結果來看。

　　姜楠法官提到，在涉滴滴司機的刑事案件中，順風車占比更高，其實，這與順風車的性質有著一定的關系，或許，你并不知道，順風車并不屬于網約車，也不需要遵循網約車的那些硬性要求。

　　順風車屬非盈利性質 門檻低

　　根據交通運輸管理部門的解釋，順風車和網約車是不同性質的出行，所以兩者的門檻也是不一樣的。順風車屬于非盈利性質，車主和車輛均不需要取得相關經營資格證書，以這次案件的事發地溫州為例，《溫州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細則》對網約車駕駛員有明確規定，比如本地戶籍或者取得居住證6個月以上，3年駕齡，無不良記錄等等條件，對網約車車輛也有很多限制條件。而對于順風車，則只有三條規定，主要條件是不以盈利為目的，預先發布出行信息，每日合乘服務不超過4次，對駕駛員，駕駛車輛并沒有其他明確規定。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當時十部委出網約車新政的時候，順風車就不在規范以內，它相關的資質和相關的要求是比較開放的，為什么呢？因為順風車不是營運的，不是以盈利為目的，它不是運營車輛，是民間老百姓自己的車輛。所以，它的規定各個地方雖然不一樣，但是大同小異，一般都是規定次數、規定時間段、規定收費的限額，這樣把它的商用給限定成民用。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 劉靜坤：雖然在規范層面一般區分網約車和順風車，把前者作為運營行為，把后者作為中介行為，但實際上順風車公司也收取了一定的費用，只是比例上有一定差異，所以從本質上我認為仍然是一種經營行為。但它的經營性質確實與網約車存在一定的差異，它更多的是從信息匹配的角度提供中介的服務，即便目前把它定位為信息服務的中介，它仍然需要對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以及危險信息的有效的識別和傳輸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

　　專家提到，順風車本來是一種非盈利性質的互惠行為，但目前有些人、有些平臺讓順風車變了味道。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如果有這種營運性質的話，那它就不是順風車，這就必須要納入到快車或網約車的監管范圍里面。而現在平臺上確實出現了很多以此為盈利的個人，平臺是不是有放任這種情況的出現？我看也有。順風車很多地方是跟網約車不一樣，網約車都有條例了，順風車有的地方制定了，有的地方沒有制定。對這個新事物的管理，在沒有看清楚之前，我覺得寧可嚴一點， 沒有壞處，因為畢竟是安全要走在效率之前。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 劉靜坤：對行業的管理還是比較缺位的。這跟早期對順風車的法律定位有很大的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經營行為。如果從經營行為的角度進行行業管理的話，整個管理層級就要提高，準入門檻、同步管理都會更嚴格，可能效果會更好一點。因為早期把順風車和網約車做了一個不是很規范的區分，導致行業監管也很難同步到位。因為使用的標準不一樣，由于已經出現了重大的風險，干脆就參照網約車提高順風車的行業準入門檻，提高管理標準，這樣既杜絕了安全風險，又提高了行業內部的規范運作水平，這是治本之策。

　　面對滴滴存在的這些問題，各地監管部門密集約談滴滴，滴滴也發出聲明，表示順風車業務模式重新評估，在安全保護措施沒有獲得用戶認可之前，無限期下線。在聲明中，滴滴還提到，滴滴之前一直靠著激進的業務策略和資本的力量一路狂奔。其實，這并不是個例，這些企業在靠著資本大行其道之時，卻忽略了不應偏離的法治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