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在繼續。據“首都之窗”政務網站,4月12日上午,位于鐵東路東側的一處修理廠和一處商用樓外拉起了黃色的警戒線,11輛城管執法車、2輛消防車、1輛灑水車在一聲令下之后開始拆除作業。
此前,基層政府對兩處違法建設當事人進行告知、約談,經多次交涉后,當事人同意協助拆除,并已停止營業。4月10日當事人將所屬物品全部搬離。據了解,2000多平方米的修理廠拆除后,將改建成停車場,緩解周邊社區停車難問題。
從“首都之窗”的專題看,此次“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仍在持續推進中,包括拆除違法建設、地下空間和群租房整治、占道經營、無證無照經營和“開墻打洞”整治、城鄉結合部整治改造等多項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曾說:作為城市的“守夜人”,我們要敢于擔當,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同時體現人文關懷,政府要主動幫助企業妥善安置務工人員的生活和出路,無論是本地群眾,還是外來務工人員,都要關心他們。
輿情深層次問題是利益博弈
前一段時間,北京“疏解整治”工作一度引發輿論反彈。清理群租房和“多合一”建筑涉及外來打工者、本市出租房的業主、小型企業,還間接影響到物流業;清理建筑物天際線更涉及眾多機關事業單位和老字號企業,本市市民也有心理不適。針對各利益相關方,需要對民意承受力做好充分預估,善后救助和利益補償也應及時跟上。
今天在具體的民生問題上,輿論是分層的。不同社會群體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像網約車新政,涉及專車乘客及司機、出租車司機、本市戶籍市民等多個利益相關方,各方訴求不盡一致。專車多了,“的哥”恐怕難以接受。在扶持新經濟、照顧新利益時,需要減緩對原有利益格局的震蕩,不能只是發展“共享經濟”這個單一向度的考量。
地方政府引進項目拉動經濟,老百姓卻可能不領情,除了對建設項目污染性等的誤解,背后還有錯綜復雜的利益較量。
比如,某地鉬銅項目曾引發群體性事件,矛頭指向引進鉬銅項目的企業,市民上街表示不滿。深層次的因素,還有鉬銅項目威脅到當地大型飲品企業的生意,鉬銅項目獨大勢必導致當地小型石化企業關停。有些地方PX項目的街頭風波中,還有當地房地產開發商擔心樓市下跌在背后推波助瀾。
今天不再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期,全社會從利益高度一致出現了利益的分化,需要做好利益協調和溝通。輿情應對的深層次問題,其實是妥善處置各方利益博弈。需要保障所有利益相關方合法表達,有序博弈,還原社會真實的意見構成。
政府為了公共利益應依法仲裁,尋求最大公約數,做好市場秩序的“守夜人”,而不是成為利益一方,甚至最強勢的一方。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給企業家、創業者和資本以穩定的預期。當下可能存在利益不均衡、利益博弈不透明、預期不穩定等情況,特別需要給非公經濟吃定心丸。
行政執行力與思想工作相輔相成
當前,一方面要提高政府決策力和執行力,克服懶政和低效行政;另一方面也要尊重老百姓的知情權,做細致的思想工作。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許多事情一呼百應,令行禁止,那時候不完全是憑行政的強制力,還離不開政治傳播和思想政治工作配合。
比如五十年代“除四害講衛生”活動,黨政領導掛帥,愛國運動衛生委員會協調,各部門協作,居委會深入千家萬戶宣傳鼓動,使得這項工作的意義婦孺皆知,連小學生也逢蠅便打,樂此不疲。
當年諸葛亮“七擒孟獲”,深諳社會治理“攻心為上”的道理。現代社會治理,建立在法治基礎上,但依然可以從古人的政治智慧中得到借鑒和啟迪,并吸納新的時代元素。
社會治理,不一定都需要政府出面包打天下,社會組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2008年的汶川地震救援,各種民間組織、百萬志愿者貢獻巨大。
在一些地方,一些民間組織發起的環保公益訴訟,為空前嚴厲的中央環保督查敲邊鼓,成為政府環境生態治理的幫手。行政主管部門對致力于公益事業的社會組織的發展,應依法予以鼓勵,發揮其積極作用。
“輿評”是科學決策的前提和保障
如果說輿情應對是在突發事件發生后的輿論場滅火,“輿評”則是在政府施政前做好民意評估,根據“輿評”結果及時出手止損,并決定施政的力度和節奏,避免因公眾抵觸和抵制而降低施政效果,損害公信力。
現在各地政府都十分重視風險防范化解工作。如今一些風險事件中,非傳統安全因素凸顯,它們在互聯網上都有蛛絲馬跡可尋。做好輿情監測預警,可以防患于未然。
民意是可以測量的,也是可以引導和說服的。建議把“輿評”與“環評”“穩評”并列為政府決策的前置條件。成都市網絡理政,剛剛入選“全國黨媒信息公共平臺”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項目評選之“互聯網+政務”十佳。
成都將書記市長信箱、網絡論壇、12345市長熱線公開電話與政務App、微博、微信政務新媒體“六位一體”的全天候民生訴求平臺集成運行,以“一鍵直達”的方式,優化和再造民意訴求的受理、審核、溝通、辦理、反饋、回訪流程。
這些年成都像唐福珍自焚案那樣轟動全國的輿情少見,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網絡理政平臺無聲地消解了很多潛在的輿情,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市長帶頭,各區(市)縣、市級各部門主要領導,通過“蓉城纖夫”“蓉城挑夫”微信群,幫助解決了許多群眾的訴求,無聲地解開了多少人的心理疙瘩。
例如,網絡理政平臺半年內收到電梯問題反映2150余件,九成以上直指安全隱患。市政府啟動專項整治,集成應用物聯網技術,為電梯發放“身份證”——3D激光防偽二維碼,居民用智能手機一掃就能及時查看電梯維保信息,參與互動并可實現電梯困人緊急報警。
公權力的審慎和社會共治
在今天,各級政府為了公共利益,需要奮發有為,與此同時也要注意權力的妥善使用方式,并審慎約束權力使用范圍。
比如,1996年音像出版物掃黃行動中,新華社記者報道《一位母親強烈呼吁掃黃打非不可手軟》,傾訴家里省吃儉用買了電腦,卻發現16歲的兒子在偷看黃色VCD,學習成績下降,母親欲哭無淚。
這封來信登上《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在全國讀者中引發廣泛共鳴,凝聚了民意,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掃黃打非斗爭。
而在當下,治理新媒體的低俗色情內容,除了政府管理部門的作為,不妨多管齊下,使行政力與社會組織的道義力量相呼應,比如,與父母和學校老師結成統一戰線,最后用法治兜底。2016年初的快播涉黃案庭審直播,就對一些涉黃網站平臺起到威懾作用。
有些低俗內容,需要行政強制予以治理,也需要水滴石穿地改良網絡文化生態,逐步提高公眾、網民特別是年輕人的教育水平和文化審美品位。文化建設需要的是長期的專注投入和綜合施策,包括潤物無聲的滲透。
依法推進社會治理,尤其是在一些民眾關切的民生個案中,應該注意法理情的平衡。比如,北京拆除廣告牌、亮出天際線行動,能否經過媒體和群眾討論,適當保留一定的靈活性,讓那些有意義的牌匾標識為市民留下溫馨的歷史記憶。
“輿論緩沖地帶”
說起輿論引導,大家都希望多培養體制內的“意見人士”。像北京市環保局原新聞發言人杜少中,以“巴松狼王”的網名在環保敏感問題上頻頻發聲,解讀政府環保努力,贏得網民尊重。
建議在培養一批高素質的網評員、加強與網民感情共振的同時,多利用主流媒體的“兩微一端”,現有的市場化媒體,以及上千萬的網民自媒體,打造輿論的“緩沖地帶”。
特別是團結和引導當地的自媒體,激發起鄉土情感,理解政府工作的難處和解決問題的長期性、復雜性。黨政宣傳和群眾工作部門在網絡時代共同努力,發展網上統一戰線,建起互聯網上的“防護林”“護城河”。
(作者系《網絡輿情》雜志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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