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歲的黨鎖鎖最近難得“奢侈”了一次——坐了飛機，住了50元錢一晚的旅店，下了館子，還點了土豆絲、炒餅和米飯。

　　過去19年，這樣的消費幾乎不會發生。

　　2001年8月，黨鎖鎖的兩個兒子相繼在一起槍擊案中喪命，嫌疑人盧天祥當場逃逸。

　　案發兩年，案情遲遲沒有進展，他獨自踏上了追兇之路。

　　每年，他有10個月都在路上，出門前，隨身帶上餅子、饅頭和一口用來煮面的鍋。白天舍不得買菜，就在市場撿一些剩下的菜葉子。到了晚上，便住五元一晚的床鋪，即便住宿費逐年上漲，變成七元十元，他一年的花費也只有幾千元。

　　今年8月，內蒙古包頭市警方在抓嫖的過程中，識別出了黨鎖鎖尋覓已久的嫌疑人盧天祥，將其刑事拘留。

　　得知盧天祥被抓的那一夜，黨鎖鎖興奮得睡不著，他帶上助聽器，獨自出門，在縣城里走了一個多小時。一家人決定，到包頭去。

　　案發前黨鎖鎖一家人。新京報記者曾金秋 翻拍

　　包頭落網

　　19年過去，黨鎖鎖已經習慣每晚躺在床上預演著盧天祥可能的結局。他通常晚上9點睡，半夜12點醒。時不時會夢到兒子，醒來雙頰都是淚。睡不著時，就在房間走來走去，起床挑水。

　　這間面積不到10平米的出租屋，位于山西省臨汾市鄉寧縣公安局附近。老伴去世后不久，黨鎖鎖就搬到了這里。屋子里最大的家具是一張小床，唯一換氣通道是廚房排氣窗。冬天冷，一開窗就灌風，黨鎖鎖索性不開，任憑屋子里彌漫著發酵的氣味。家人買來的米面，他都整齊地堆放在廚房。不睡覺時，就將被子疊得整整齊齊，再把一個明黃色塑料袋放在上面，里面全是案件材料。

　　這是陸續積攢了十多年的材料，黨鎖鎖總帶在身上。有些材料沾上了醬汁、油漬，還有的發黃了、破損了，他都一一留著，用A4紙粘在背后搶救一下。

　　黨鎖鎖在公安局旁的出租屋。新京報記者 曾金秋攝

　　2020年8月30日晚，他照常躺在床上琢磨著追兇這件事，想著盧天祥或許已經死了。

　　鄉寧縣公安局長突然打來電話，“盧天祥抓到了，在內蒙古包頭。”

　　“這太好了，心里一塊石頭總算落地了。”他這樣說著，但還是失眠了。于是穿好衣服，戴上助聽器，出門轉了一個多小時。

　　第二天，家人從鄉里的派出所拿到了嫌疑人照片。照片上的人右眼烏青，頭發也有些白了，看起來微胖。這和黨鎖鎖記憶中的盧天祥大不一樣，他費了點勁才認出來。

　　后來他得知，不久前，包頭市公安局東風派出所民警破獲了一起賣淫嫖娼案件，在審訊時識別出來了盧天祥。

　　11月13日，該派出所民警告訴新京報記者，2020年8月下旬，他們發現一個微信昵稱為“親圪蛋”的人。此人性別顯示為女，但本人是一位叫“董杰”的男性，還付過嫖資。

　　在“董杰”被電話傳喚時，他經常掛斷，甚至是關機。民警感到蹊蹺，追查到了“董杰”經常活動的區域。

　　警方說，“董杰”看到身著制服的警察，立即跑進附近小樹林。為躲避抓捕，他還用木棒擊中了民警薛磊的頭，咬了輔警趙宏的手臂。一番糾纏后，兩位警察合力將他制服。

　　審訊持續了40多個小時。起初，他跟民警承認，自己“確實嫖娼了，接受處罰。”他自稱是保定長大的孤兒，從小跟人學手藝，還能說一口保定話。但照相存檔時，他“一會兒皺眉，一會兒做別的小動作，總是不配合。”

　　經過技術比對，警方發現，“董杰”是公安部于2010年12月16日通緝的B級通緝犯盧天祥。通緝令上描述，盧天祥身高在1.76米左右，留長發、八字胡、長方臉。

　　包頭民警查看了盧天祥在包頭的住所，除了床鋪，就是瓦工工具以及一輛電動車，墻角堆滿了白酒瓶子。

　　警方稱，盧天祥每月靠做瓦工，能掙到3000元到4000元，住著一間20到30平米的小房子，月租100元左右。“他平時很少跟人打交道，周圍的人都不知道他什么時候搬過來的。”

　　禍起礦權糾紛

　　盧天祥向包頭警方供述，2001年，他在臨汾承包了一個鐵礦，因為開采問題與自家親戚發生糾紛，被拘留15日，因此懷恨在心，出來后，他與親戚再次發生矛盾，便用霰彈槍將正在采礦的親戚槍殺。

　　“我當時喝了些酒，太沖動，現在很后悔，我很想見見自己的孩子，19年沒見了，我逃跑時老大才11歲……”盧天祥告訴警方。

　　據黨鎖鎖回憶，盧天祥幼年喪母，被當鄉村老師的父親一手拉扯大。那時，黨鎖鎖是生產隊長，看他家貧困，讓妻子給盧家兄弟幾個縫過衣服，做過鞋。

　　“他只要一喝醉了，就來我們家聊天。”黨鎖鎖說，當年盧天祥和他關系不錯。

　　1980年秋天，黨鎖鎖得知自己的責任田有發掘鐵礦的可能，便與人協議開采。但是前十年都沒挖出成批量的礦石，他不想耽誤兒子，讓他們去其他煤礦做工。1999年12月，挖掘突然取得進展，黨鎖鎖也獲得了生產許可，到年底挖出了500多噸鐵礦石。

　　黨鎖鎖回憶，當時盧天祥與襄汾縣兩位礦主合伙，在他的鐵礦坑附近也開采了一處礦坑，與他有競爭關系。“我一直覺得他是被人利用了。”

　　黨鎖鎖一家重返案發現場。新京報記者 曾金秋攝

　　十幾年過去了，去往黨鎖鎖老家瓦子坪村仍要經過一段盤山公路。這里的山都是層疊著的頁巖，經歷數十年大規模開采，銀白的礦坑被越刨越大，還斑駁著紫紅色。行走在路上，鐵礦和鋁礦俯拾皆是。

　　近十年來，受制于環保政策，國內煤鐵多采用進口，山西煤鐵價格大幅下跌。但在19年前，瓦子坪村每天有來來往往的卡車運送鐵礦石，把路面軋得到處是坑。

　　2001年夏天，盧天祥向縣政府舉報黨鎖鎖私開礦井，破壞耕地。

　　經過調查，當年6月，雙鶴鄉政府出具的情況匯報提到，黨鎖鎖家的井口和礦場共占用耕地不足0.1畝，未影響村民的農業生產。

　　調查結束后，鄉政府為整治非法開采，把盧天祥礦上的開采設備砸壞，并封堵了礦口。

　　礦口被封之后，盧天祥威脅了黨鎖鎖。幾個月內，黨鎖鎖的兩個兒子就遇害了。

　　“當時我因為村里要交1500塊錢廟會款，在村外賣礦，他才沒碰到我。”黨鎖鎖說。

　　一位村民記得，2001年8月2日上午10點左右，突然有人從山坡上跑下來說，盧天祥拿著槍，擊中黨春堂的頭部，然后又拿著槍去找黨國堂。

　　這位村民見狀趕緊前去查看黨國堂，等到了地方，發現他的胸口已經被打了一槍。當時，他正和自家的工人坐在一起茶歇。槍的子彈是鋼珠做的，散射出來，還把工人的胳膊打傷。

　　黨國堂的妻子當時在附近干活，她看到小叔子滿臉是血，一邊捂著頭往地上蹭，一邊疼得直叫。她簡單給小叔子包扎了一下，又跑去查看丈夫的情況。

　　“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是打了左胸還是右胸。”黨國堂妻子說。

　　隨后，黨春堂和黨國堂分別被三輪車拉到縣醫院和鄉衛生所救治。黨國堂當場去世，黨春堂在醫院掙扎一夜后也去世了。

　　“當時我也不知道他們死沒死，因為現場干活的人很多，我開完槍就跑了，后來從懸賞通緝的新聞里看到了我的照片，我才知道我開槍殺死人了。”盧天祥告訴警方。

　　事發之后，盧天祥和哥哥盧紅祥便逃走了。

　　據鄉寧縣法院判決書稱，2001年8月2日，盧天祥殺人案發后，同年8月10日，公安機關以涉嫌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對盧紅祥立案偵查，盧紅祥得知后潛逃。

　　據判決書，在此前，盧紅祥曾從盧天祥手里借來一支雙管獵槍和子彈，狩獵時路過某村民的礦石窩，攜槍收取礦管費。

　　但至今，槍的來源依然懸而未決。2020年11月16日，黨鎖鎖的孫子黨文試圖在電話里向鄉寧縣公安局詢問槍支來源以及案件的進展問題，被告知案件正在辦理，不便回應。

　　19年追兇路

　　“大孩子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被誰下手的，我一定要為他討個公道。”這是黨鎖鎖最初的想法。

　　事發不久的那個春節，他聽說盧天祥回來看望父親，于是帶著家人守在距離盧家兩百米處的一個小土堆旁，那時天在下雪，凍得人直跺腳，他們帶著一床棉被守了兩三個月。但沒等到盧天祥。

　　事發兩年后，眼見案情沒有進展，黨鎖鎖開始到外地奔走。

　　起初，他帶著老伴一起，想著有個照應。但老伴身體差，隔三差五要住院。他別無選擇，只能獨自上路，一走就是大半年。走之前，他給老伴砍夠幾個月的柴火，把能干的家務都干了。

　　臨汾、太原、延安、北京，他拿著盧天祥的照片滿街打聽。看人上網發帖，他不會，便托人幫忙，一次給200元，總共發出去2000多元。

　　2003年10月，黨鎖鎖聽說，盧天祥駕駛雙橋油罐車在陜西省富縣出行。他追到富縣附近的高速路服務區，拿著盧天祥照片，只要看到歇腳的大車司機就上前問。一天下來，什么也沒問到。

　　當時，永和關連著下了兩三天雨，黃河的輪渡也不走了，他找了個旅店住下，一住就是20多天。偶然結識的老教師勸說他，“你都60多歲了，太危險了。”

　　還有一次，有人告訴他，在大連看到了盧天祥。那時，黨鎖鎖的身體漸差。他只好找來一位親戚，給了2500元錢，請求對方幫他去看一看。但依舊沒有下落。

　　孫輩都曾請求他不要再干危險的事，但攔不住他。“一年12個月，他有10個月都在外面跑。”孫子黨文回憶。

　　黨鎖鎖在出租屋。新京報記者 曾金秋攝

　　在北京，他曾在橋洞睡了一夜。在臨汾市區，因為沒鋪蓋，在地上躺了一夜。

　　在一輛公交車上，他被小偷剪破衣服口袋，偷走最后的400多元錢。最后只能硬著頭皮向一位女士求助，得到了1元公交車錢。

　　還有一次，他在火車上被要求補票，身上的錢不夠，只好講述了自己的遭遇，請求支援。同車廂的人幫他湊齊了車票錢。列車長最后表示，可以免費把他送到目的地。

　　更經常發生的是，他為了省下1元公交車費，寧愿“腿兒”著走。

　　“什么都不顧了，為了兒子我可以付出一切代價。”黨鎖鎖說。

　　但路上的事，他很少與家人傾訴。孫女黨梅記得，他們只是從姑姑口中得知，爺爺有次在路上摔倒了，滿臉是血，牙齒也掉了。

　　“我們聽著這些覺得挺可憐，但爺爺已經麻木了，他吃過的苦比這個大多了。”孫子說。

　　漸漸地，黨鎖鎖也開始變得固執。從前，他遇事喜歡聽從妻子的意見，但在為兒子報仇的事上，他誰也不聽。“爺爺老實安分，但這事攔不住。”黨梅說。

　　更多時候，社會上的善意支撐著他。

　　鄉寧一家面館的老板得知了他的遭遇，主動免掉他的飯錢。一些與他遭遇相似的人為他出謀劃策。

　　2007年，黨鎖鎖在臨汾市醫院看病，無意遇到了盧紅祥的妻子，他立即向鄉寧縣公安局反映。隨后，潛逃7年的盧紅祥在成都市武侯區被抓捕歸案。

　　2008年1月23日，鄉寧縣法院做出判決，被告人盧紅祥犯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判處管制兩年。2010年12月16日，公安部對盧天祥發布了B級通緝令。

　　家庭巨變

　　“如果不是我當時想著讓家人過好一點，去開那個礦，就沒有這事。錢沒掙好，把兩個娃害了。”處在78歲的年紀，黨鎖鎖得出結論，“錢不是個好東西。”

　　出事那年，他剛過59歲，遇到改善家庭狀況的契機。在這之前，黨家人的日子一直不太好過。

　　16歲時，黨鎖鎖考入大同鐵路技工學校。畢業后，他被安排在鐵路大同車輛段，一度成為了工人。作為少見的農村獨生子，他放不下年邁的父親，選擇回到老家務農。

　　農村日子很難過，離不開壯年勞力。黨鎖鎖記得，他的兩個兒子在小學畢業后輟學，15歲左右就去了礦上打工。早年，大高個子的黨國堂在一次煤礦事故中被石頭砸斷腿，成了殘疾人。擔子被壓在了黨春堂的肩上，他能出力氣，干活也不埋怨。

　　他記得，1990年，妻子患上了甲狀腺腫瘤。她一病，兄弟倆就用平板車把她拉上，步行七八公里，到鄉里的衛生所。在醫院，兄弟倆沒日沒夜地陪護。

　　兩個兒子成家后，承包了絕大部分農活，還在礦上打工補貼家里。黨鎖鎖的任務就是放牛和照顧妻子。

　　“養兒防老，我這兩個兒子還可以。”黨鎖鎖說。

　　但隨著兩個壯年的逝去，黨鎖鎖家一夜發生巨變。“那段時間，沒有一個人不是壓抑的。只要有一個人哭，全家都開始哭。外面都是同情我們的，但我們也不想被同情，所以就不出門。”黨梅說。

　　她是家里第一個孫女，出事時在上初中，選擇了輟學。

　　“我覺得我當時肯定是抑郁了，親戚看了，覺得不行，說我必須換個環境。”黨梅去了一家餐飲店當服務員，不久又去了侯馬市一家美容院學習美容美發。她記得，爺爺有一次專程來看她，帶了三百元錢，執意要她收下。

　　孫子黨文至今有些埋怨爺爺，沒有做主讓姐姐繼續讀書。但他也理解，爺爺當時什么也想不了。

　　出事后，黨鎖鎖賣掉了家里最后一批礦，想著留著也沒人干活，便將礦坑轉讓出去了。這讓家里的境況雪上加霜。

　　在農村，砍柴、挑水、收麥子都需要男人。“孩子也小，但我顧不過來了，都自己想辦法吧。”黨鎖鎖說。

　　當時，黨鎖鎖告訴兒媳們，要是愿意改嫁就改嫁，不愿改嫁就弄個組合家庭維持生活。后來，她們各自找了新的丈夫，但還是住在黨家的窯洞里，方便照顧家人。

　　黨鎖鎖家在農村的窯洞。新京報記者 曾金秋攝

　　為了安撫黨鎖鎖，鄉寧縣政法委每月都會資助他2000元，公安局資助500元。雙鶴鄉政府給了他10萬元司法救濟款，他把錢分給了孫子女，讓他們成家時候再用。

　　但19年過去了，兩個兒子遇害這件事沒有一刻從他的心頭消失。兩三年前，他感覺追兇的任務越來越緊迫，獨自搬到了縣公安局附近。他還安排孫子黨文給父親伸冤，此前，他從不讓孫子參與。

　　11月11日，在得知盧天祥被捕后，黨鎖鎖做好錦旗，帶著女兒到了包頭。他用唇齒不清的鄉音感謝了對方，還說“來了就找山西老黨”。

　　黨鎖鎖父女在包頭市公安局東風派出所。新京報記者 曾金秋攝

　　包頭警察擔心他們找不到合適住處，就近把他們安頓到轄區內的一家旅社，一晚上的住宿費是50元，沒有獨立衛生間。但這是追兇19年來，黨鎖鎖住過最好的地方。

　　白天，為了省點錢花，父女倆哪兒也不逛。去派出所要打車，黨鎖鎖搶著付了錢，然后小心地存好車票，盡管沒人給他報銷。從派出所回來時，就剩下他和女兒。兩人還是走回了旅社。

　　最后，這一趟旅程花了2000多元錢，在以往，這幾乎是黨鎖鎖在外生活半年的費用。

　　離開包頭時，女兒給父親買了機票，這是他19年來第二次坐飛機。在飛機上，他又開始預演盧天祥可能的結局——他第一次覺得可以把心里的那塊石頭放下了。

　　新京報記者 曾金秋

　　（黨文、黨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