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耕(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恩格斯的這一論點不僅具有深刻的哲學內涵，而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也同樣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

　　理論思維有兩種基本形式，即科學思維和哲學思維。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理論思維”是指哲學思維，即辯證思維。作為一種哲學思維方式，辯證思維既不是對人身外的客觀存在的實證分析，也不是對人本身的存在狀況的情感表達，而是從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人的尺度與物的尺度的“關系”的雙重視角思考和把握人與世界的“關系”。辯證思維對存在、對象的思考不是止于其規律，而是進入到思維如何把握存在、對象規律性的思考，進入到存在、對象對人本身的意義和價值的思考。辯證思維方式凝聚著馬克思、恩格斯用以說明人與世界關系的獨特科學精神，熔鑄著馬克思、恩格斯用以觀照人與世界關系的獨特價值觀念，內蘊著馬克思、恩格斯把握人的尺度與物的尺度矛盾關系的基本原則。

　　“認識矛盾并且認識對象的這種矛盾特性就是哲學思考的本質。”作為一種哲學思維方式，辯證思維的本質特征就是矛盾思維。哲學思維往往把科學思維作為自己反思的對象和內容，而現代科學思維方式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自覺承認“悖論”的合理性和矛盾的存在。“羅素悖論”實際上體現了“悖論”的合理性，表明從一個真實的前提出發，經過合邏輯的推論而得出的“矛盾”的結論，等價為真。“羅素悖論”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悖論”如山崩海嘯一樣，猛烈地沖擊著傳統的科學思維方式，促使現代科學思維自覺地把“矛盾”作為自身活動的原則。恩格斯早就指出，現代科學的發展必然導致辯證思維的“復歸”。

　　辯證思維有其科學基礎，同時具有哲學性質。辯證思維不是科學思維方式的“推廣和運用”，也不僅是科學思維方式的“概括和總結”，而是通過對科學思維方式的反思，從哲學的視角深刻反思人的實踐活動中的矛盾關系的產物。實踐是人們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而進行的改造世界的活動，正是實踐活動生成和發展著人與世界的全部矛盾關系：自然對人的本原性與人對自然的超越性的矛盾、社會對人的規范性與人對社會的引導性的矛盾、存在的客觀性與人的思維的能動性的矛盾、主體的目的性與客體的規律性的矛盾、人的理想追求與現實的客觀存在的矛盾、真理與價值的矛盾、自由與必然的矛盾，等等。以矛盾思維為核心的辯證思維方式不僅是對科學思維方式反思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從實踐出發反思人與世界關系的產物。因此，辯證思維方式一旦形成，又反過來成為人們的認識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正因為如此，辯證法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在辯證思維方式中，矛盾思維和系統思維是相輔相成、相互補充的。馬克思、恩格斯在確認矛盾論的同時，又提出系統思想，并認為社會本身就是一個“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有機整體。作為一門現代科學，系統論就是“對整體和整體性進行科學探索”，而系統論本身實際上就是在矛盾的相互作用中確認系統的“關系質”和整體性的。系統論在凸顯系統聯系、提供系統思維的同時，其本身就體現著整體與部分、系統與要素、系統與環境、結構與功能的矛盾關系。系統論并沒有否定矛盾論，而是深化和拓展了“矛盾”的內涵。“系統悖論”這一概念表明，矛盾本身就是一種系統存在。

　　辯證思維是以“認識思維的歷史及其成就為基礎的理論思維形式”。因此，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需要學習哲學，需要“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實踐就是改革開放，它前所未有地把現代化、市場化和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濃縮在同一個時空中進行了，因而必然生成著一系列特殊而復雜的深層矛盾，這就需要我們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闡幽發微而示之以人所未見，率先垂范而示之以人所未行。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0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