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科學界不太安寧。

　　前不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訪問學者胡海洲回到中國，一個多月前他在美國機場被捕，緊接著又因為檢方找不到證據而被撤訴回國。

　　幾乎同一時間，三度問鼎馬爾獎的頂級人工智能學者朱松純也回到了國內，他離開了任教18年的加州大學，回國籌建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

　　與此同時，世界的另一端，美國哈佛大學化學系主任查爾斯·利伯還深陷泥淖之中，今年6月他遭遇了聯邦調查局突如其來的指控。

　　他是全球納米電子領域的領軍人物，卻因為與國外機構的科研合作，被哈佛大學辭退。上周，他對哈佛大學發起訴訟，稱其違反了合同。

　　他們不是個例。

　　最近兩年，不少外國科學家在美國被“盯上”，釣魚執法、威逼利誘，最終被迫失去工作，甚至離開美國。

　　潮流洶涌，究竟發生了什么？是誰步步緊逼，科學家們又該怎么辦？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哈佛大學化學系主任查爾斯·利伯定義了針對科研人員的行為：“獵巫”行動。

　　“獵巫”，這是一個從中世紀流傳下來的詞。

　　“巫”成了一種可怕的敘事。

　　當“獵巫”變得肆無忌憚，為鏟除異己而捏造的故事逐漸代替了真相。

　　400多年后，在相信科學、堅持真理的現代社會，“獵巫”行動在美國卷土重來。

　　這場現代版的“獵巫”行動從何而起？

　　我們要從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院長柯林斯講起，“科學不分國界，因為知識同屬于整個人類”，這擲地有聲的價值觀曾被他四處標榜，然而也是被他親手顛覆的。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是美國最大的醫學科研機構，隸屬于聯邦政府，直接接受國會的撥款，同時也是美國不少高校、非政府研究機構、醫院科研經費的主要來源。

　　2018年，國會向柯林斯施壓，必須對外籍科研人員的行動嚴加審查，以維護“國家安全”。

　　為了保住“錢袋子”，柯林斯不得不采取行動，對國會的質疑 “積極回應”。情急之下，國立衛生院的調查開始走樣變形。

　　首先被國立衛生研究院盯上的，是MD安德森癌癥中心。

　　早在一年前，聯邦調查局就針對可能存在的“竊取科研信息”行為開始調查MD安德森。

　　然而遲遲沒能找到有力證據。

　　就在這時，柯林斯帶領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粉墨登場了。

　　他們向MD安德森癌癥中心總裁出示了所謂“調查結果”，指控包括頂尖癌癥科學家吳息鳳在內的四位外籍科學家“沒有完全披露他們在外國的有償工作”。

　　言外之意，拿了人家的手短，用科研成果和外國做了利益交換。

　　國立衛生研究院還沒忘威脅MD安德森：

　　“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助是給機構的，而不是給研究者的，因此提醒你們注意這些問題的嚴重性?！?/p>

　　換句話說，如果不對這個“調查結果”采取行動，小心你們的“錢袋子”。

　　要知道2018年MD安德森從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獲得1.48億美元，占其研究經費的大頭。

　　MD安德森只能屈服：“一定會采取行動保護經費”。

　　MD安德森的行動很迅速，他們快速作出了對中國科學家吳息鳳的“懲罰”：停薪留職。

　　直到這時，連吳息鳳到底做錯了什么都沒有明確定論。

　　來看他們的兩項具體指控：

　　沒有披露所有外國合作者的姓名以及機構

　　沒有完全披露在外國的有償工作

　　但細看一下都站不住腳。

　　所謂的外國合作者，其實吳息鳳在所有已發表論文中均已注明。

　　至于外國有償工作，調查表明吳息鳳接受了一些中國機構的職位，但沒有從中獲利；她甚至曾經向MD安德森提交過一個醫院客座教授職務的合規審查，但沒有得到過回復。

　　調查者的沉默是“莫須有”的最好證明，他們拿不出證據做實指控，也說不出哪一條事實違反規定或法律，但在國會——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MD安德森癌癥中心層層傳導的壓力下，吳息鳳成為“背鍋者”。

　　有人保住了“錢袋子”、有人對“國家安全”交了差，而吳息鳳的人生軌跡卻被徹底改變。

　　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目標不止是吳息鳳。

　　幾乎是在對吳息鳳發難的同一時間，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柯林斯給大約10000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的機構寫信，警告他們不要在生物醫學研究中受到外國的影響，鼓勵他們就知識產權和外國干預的威脅向當地FBI匯報。

　　▲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寫給資助研究機構的信件

　　不知道柯林斯寫下這封信的時候，有沒有意識到讓科研機構和聯邦調查局綁定在一起，會發生什么？

　　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在看到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幕幕后給柯林斯寫了一封信：

　　整個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科學家邀請過類似FBI的機構監測“外國干涉”。以后的科學討論，需要分成“美國”和“外國”嗎？科學學會的年度會議，應該拒絕“外國影響”嗎？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的美國國內和國際會議，應該請FBI來監控嗎？

　　這些話，美國沒有聽進去。相反，他們的表態越來越情緒化。

　　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不遺余力地在各種場合編造故事：

　　“有國家通過向美國大學科學家付款，秘密將美國的知識和創新帶回?！?/p>

　　“這意味著美國納稅人正在為他們的技術發展買單?！?/p>

　　“他們會利用這些創新削弱美國企業的優勢，損害美國的就業機會?！?/p>

　　聯邦調查局甚至舉辦了一次“學術”峰會，邀請100多家學術機構參加，探討在這件事情上如何讓學術機構與聯邦調查局更好合作……

　　在美國政客和被政客逼迫的研究機構的“努力”下，一場場新“獵巫”行動被煽動起來。

　　“巫”被披上新的外衣：“竊取信息”“沒有披露外國有償工作”“與外國人員存在合作”……原本正常的國際交流合作被妖魔化成威脅國家安全的行動。

　　紐約皇后學院校長弗蘭克·吳表示，在過去，他很少接到科研人員打來電話尋求律師幫助，但在那段時間卻接到了幾十個電話。

　　很多人擔心自己的生活會被無緣無故地毀掉。

　　這些年，喊著“美國優先”的口號，美國的民粹主義抬頭，在國際上成為單邊主義的頭號擁躉，美國打著“國家安全”的幌子，先后在貿易、金融、科技領域肆意踐踏規則，打壓其他國家，而如今，一向強調“無國界”理念的科研領域也被染指。

　　這種危險的理念，在實際過程中被不斷異化和泛化，真相與真理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偏見和“先行定罪”。

　　如美國所愿，2018年以來，至少有54位科學家因此失去工作，他們大多是外籍，許多人被迫或者主動離開了美國。

　　只不過，對美國來說，這真的意味著勝利嗎？

　　不分青紅皂白驅趕外籍科學家之后，留給美國的是什么？

　　是一個“安全、清潔”的科研環境，還是一地雞毛？

　　今年6月、7月、9月，在國際科學領域舉足輕重的學術期刊《自然》連發多篇文章，都是表達對美國行為的擔憂，甚至直言“外國科學家大批撤離對美國科學將是巨大的損失”。

　　▲《自然》雜志：外國科學家大批撤離對美國科學將是巨大的損失

　　怎么理解這種損失？

　　就拿人工智能這個新興領域來說，保爾森研究中心統計顯示，在全球人工智能最頂級的NeurIPS 2019 大會上，共有15920位研究者提交了6614篇論文。

　　其中，59%的研究者隸屬于美國機構和公司。

　　但他們之中，真正美國本土的研究者，只占到了20%，剩余29%來自中國，18%來自歐洲，還有8%來自印度。

　　這意味著，許多在美國人工智能領域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頂尖研究者，是外籍科學家。

　　很多人都知道美國集聚了最多的頂尖人才，卻不知道：

　　20世紀初至80年代末，美國114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有40名是外國引進的；

　　613名科學院院士中，有141名是國外引進人才；

　　美國大學培養的科學與工程博士，大約1/3都是外國人。

　　從更長的歷史脈絡看，美國科學家中移民的比例，1960年是7.2％，2007年，是27.5%。

　　如果美國要把針對外籍科學家的行動擴大下去，無異于自斷臂膀，自己阻斷曾經讓美國強大的一條道路。

　　美國“成功”驅趕外籍科學家的代價不止于此。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博士生張文澤告訴譚主：

　　“從研究的角度上說，現在全球一體化的程度都非常高，每個實驗室的數據通過各種平臺可以很快地分享。如果你人為排斥某個國家的研究者，會在你自己獲取數據、展開研究時造成很多實質性障礙。”

　　不知道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它背后的聯邦調查局、國會有沒有認真算過這筆賬？

　　“成功”迫使大量外籍科學家離開美國，“成功”阻斷美國與其他國家的科研合作，對于美國來說，是值得慶幸，還是值得悲哀？

　　科學無國界。

　　美國用實際行動踐踏著自己曾經標榜的理念。

　　相比之下，那些被“驅逐”的科學家卻展現了另一種格局。

　　在幾位因“莫須有”罪名離開美國的科學家的表態中，譚主發現了一些細節。

　　被MD安德森癌癥中心“落井下石”的吳息鳳，仍然愿意稱其為一家值得尊敬的機構。

　　面對曾經百般刁難自己的美國，他們都展示出了平和、開放的態度。

　　為什么被“污蔑”之后，他們沒有將美國視為“敵人”？

　　一直對科技人才交流頗有研究的李崢，給譚主提到了一個詞，人才環流。

　　用專業的話說，“人才環流”是人才在流入國與流出國之間信息和技術交換。

　　可以促使雙方能夠在交換中激發思想，形成創新組織，實現更廣闊的創新應用空間。

　　簡單點說，“環流”人才對流出國和流入國是雙贏。

　　這種合作到底有多必要？一個關于疫情之下國際合作的研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俯瞰全局的視角。

　　▲疫情之前的國際合作關系網絡

　　▲疫情中的國際合作網絡

　　研究者利用全球論文數據庫，繪出了這兩幅圖，兩幅圖上的國際合作網絡都盤根錯節。

　　根據測算，2017年到2019年兩年中，有3.6％的論文由中美科學家合作完成。

　　而僅僅在今年的前4個月中，這一數字上升到4.9％。

　　即使是在美國的蓄意打壓之下，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科研聯系非但沒有“脫鉤”，反而是更加緊密了。

　　全球的合作網絡也更是變得稠密。

　　這些數據背后，是一個樸素的道理：

　　單獨個人或單個國家難以具備推動科技創新所需的全部條件，也難以在各個領域都占據領先地位。重大、突破性的科技創新往往需要各國科技人才的通力合作。

　　在這種不可逆的趨勢之下，到底要以怎樣的格局對待科學，其實已經非常清晰了。

　　前段時間，人工智能領域的頂級科學家朱松純離開美國，回到中國，籌建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

　　回國之后，他依然非常重視國際人才參與自己的研究項目。

　　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朱松純的實驗室訪學一年多的代季峰告訴譚主：

　　“朱老師對國際交流一直非常開放，在美國時就和外籍團隊有頻繁合作?！?/p>

　　對這個問題，北京化工大學特聘教授戴偉也很有感觸。

　　戴偉是英國人，畢業于牛津大學，他的母校外籍教工占40%。

　　現在，他也是一名外籍教授，在北京化工大學任教已經24年了。

　　戴偉與中國團隊合作，一起開辟了中國的層狀及層柱結構材料研究領域，實驗室也從一間簡陋的小屋變成兩層樓。

　　被問及為什么在中國做科研，戴偉說了一句很有哲學意味的話：

　　“化學是一門關于變化的科學。作為一個熱愛化學的人，我最喜歡的就是變化。而中國的變化速度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p>

　　這可能就是科學的魅力，超越狹隘的優先主義，擁抱變化。

　　中國的經濟在變化，中國的產業結構在變化，中國的新業態也在發生變化。

　　這些都是科學創新想法產生、創新的場景，也都是創新成果轉化的土壤。

　　上個月，戴偉參加了一場由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科學家座談會，在會上，他提了這么一個建議：

　　“要以年輕人為國際合作的核心，創造有效的國際合作體系，讓他們跟中國一起發展。”

　　就在當場，習近平總書記說了兩句意味深長的話：

　　第一句是做法：

　　要逐步放開在我國境內設立國際科技組織、外籍科學家在我國科技學術組織任職，使我國成為全球科技開放合作的廣闊舞臺。

　　第二句是提示：

　　越是面臨封鎖打壓，越不能搞自我封閉、自我隔絕，而是要實施更加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

　　當有人蓄意要讓科學變味，其他人要如何面對？

　　我們已經作出了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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